刑德之说，诸子所执不同，秦汉学者所言之刑德，在周秦间有以赏罚论刑德、以教化论刑德等不同的。

以赏罚论刑德，为法家的基本观点，是霸道学说对刑德的思考。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便是刑赏结合。罚，体现的是刑；赏，则体现的是德。刑赏并用，可以约束百姓按照国家设定的合理范围行事而不至于违法。国君有意识采用赏罚督责官吏、管理百姓，是为“刑德二柄”。在法家的学理中，刑德只是作为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之权操之于君，群臣听命而已。由于法家秉持严刑峻法而忽略德治，其所理解的“德”，只不过是庆赏的恩惠和爵禄，属于手段，既非帝道论的本乎阴阳之德，亦非王道论的仁义之德。而刑，主要体现在对百姓的惩罚上，是以法律手段惩处违法者，与天地秩序无涉。

以教化论刑德，是儒家刑德学说的理路。在儒家看来，刑、德不可或缺。从《论语》中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主张来看，孔子治国亦不弃刑罚，常采用以刑正德的手段，引民向善。这一做法，为后世儒家所继承，至荀子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民思路：“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相对于法家单纯依靠刑德赏罚进行国家治理的思路，儒家更注重礼法合治，刑德相成，反对不教而诛。经过了秦法严苛而骤亡的教训后，汉代儒生更强调德主刑辅，以纠正秦法之弊。如贾谊所言：“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强调以德治国，以刑为辅，通过教化改良百姓，将刑罚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手段。在这样的学理认知中，汉儒坚持推崇以教化治国、以礼乐导民，将之视为尧舜王道之治的经验。

在这其中，儒家所谓的德，是以礼义为基础的心性培养、道德养成和行为修养，而非法家狭隘的“庆赏”；其所谓的刑，则指因礼义而形成的法度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与法家所谓的“杀戮”立意迥异。这是因为儒家承认社会有先天道德要求、群体价值，在此基础上明确“法”作为对人之后天恶性的惩戒，担负着卫道护德的功能，由此而推行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养民而不是刑罚罔民。帝道刑德论，亦承认刑德源自先天秩序，是外在天理赋予人的约束性，这是人之能群的客观存在。相对于王道更多强调先天秩序的道德感，帝道更多强调先天秩序的规律性，认为人世间的社会秩序，源自于自然秩序，因而社会的运行，必须遵照与天地俱来的客观要求。

（选自《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有删减）

严文井：一口柔和的井

林天宏

①许多拜访过严文井的人，都在文章里描写过他和他养的猫。其中最为传神的文字如下：

②“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严文井，衣襟上有着明显的油渍，肩上散落着头皮屑。一只黑花猫不停地在我们俩周围踱来踱去，在他身上爬上爬下。他任凭这只猫不断地在身上腻，偶尔耐心和它说两句话……就像猫是他溺爱的孩子。”

③严文井爱猫，最多的时候，家中曾养过7只猫。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自己吃清汤面，却给猫开鱼罐头；送人照片，也是他和猫的合影。他还不时借猫幽默一下，说猫和人一样有感情，但人有时候还没猫伟大。比如，“我家的猫寻找爱情，会毫不犹豫地从三楼跳下，人有这样勇敢吗？”

④有人问过严文井，喜爱小动物和写童话，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回答道：“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没有美丽的幻想，没有浪漫的精神……则一定不会有童话。”

⑤柔和，是严文井最爱用的一个词，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我的心是柔和的”、“妻看着我，目光渐渐转向柔和”、“我们的心很柔和，还要继续保持柔和”。

⑥他的代表作《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写给他去世的爱人，他们在投奔延安的路上相遇，然后相爱，直到她生命的尽头。时至今日，还有读者感叹：“奇怪，一个老头，怎么能写出那么唯美、感性的文字？”于是，便有文学评论家把这个“童话爷爷”比喻成“一口井”，“那种流淌出的柔和的美感，好像是底色，铺陈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⑦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样的“资产阶级情调”，无疑不合时宜。尽管长期担任作协的领导，但在旁人眼中，严文井似乎属于“刻意被权力边缘化的角色”。“文革”中，他的一次检讨竟这样开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阴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作家阎纲回忆，“5·16”之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白天干活儿，晚上接受批斗。一天夜里，他经过严文井床头，蚊帐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塞给他几颗水果糖，使得他“原本绝望的心，顿生出强烈的感激”。

⑧许多人劝严文井也写写那段岁月的回忆，他却拒绝了，因为“不好说”，而且“会伤害许多人”。他宁愿用一幅自画像来解剖自己，并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于是，这幅嘴和脸都扭曲了的自画像，被人视为“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

⑨严文井留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篇不到300字的散文。向他约稿的编辑回忆，严文井反复修改，整整写了一年零八个月。他用这样的笔调写道：“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⑩2005年，严文井离世。一个前去他家采访的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儿童文学泰斗的家，只是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陋室”。除了老旧的单人床和书桌，剩余的空间都被书本占满。屋内能见着的唯一光亮，就是窗外的一棵绿树。树下，埋着他亲手安葬的爱猫“欢欢”。

注严文井（1915-2005），湖北武昌人，散文家，儿童文学家。

惜笛人语

钟晓阳

教我笛子的老师姓叶，男的，碰见他真是我的运气。

第一次上课，叶老师进来，拿什么敲我肩头一记，示意我跟他去。那一敲，定下了师生名分。那次我在笛子的尾端吊了一只玉佛，叶老师说：“很多人以为这两个穿绳孔是用来穿系饰物的，其实它们也有实际的用途。”虽然他没有说明系饰物是错的，我觉得极不好意思，第二次去就把小玉佛解下来了。

坐在对面，听他讲笛子的种种，觉得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出他为人的恬淡祥和。有魄力有冲劲的年轻人是待开的朝花，时辰到了不是开的，是爆的，一蓬蓬色彩浓浓的要染没周遭，急迫地要拥抱一切。像叶老师，是让岁月冲淡了的，根柢深厚，完全禁得起平淡的日子，不与众物争持。

我不是学笛子的天才。初学阶段，用气不得其法，胀得脸红脖子粗的，画成漫画是七窍喷烟。过了这一关，学吹高音。风门不得掌握，两唇磨擦，“噗兹”一声，擦出口水花。那一刻我难堪到极点，叶老师只是轻蹙眉尖，对着你不甚可救的样子笑一笑。不过，无论如何那小小隔音室里的笛声到底日益清顺了。反过来吹从前的曲谱，居然得心应手，也有余裕多用点感情，真是万分高兴。

又一次，上完了课，两人出来站在街上讲话。离了那隔音室，我竟觉生疏。几回早到了，在室外稍候，上一个学生出来，和他道声再会，他也应了。我这才发觉我从来没跟他说再见，他也就不讲。

在室内吹笛子，使人有英才错用之感。笛音撞墙碰壁，摔摔跌跌。如果它们是活的，一定都变得焦头烂额。阳台上就不同，放生一般把笛音放出去，开朗广阔尽显出来了。晚间对面是熠熠灯火，市声沉淀而笛韵嘹亮，仿佛天籁，凡心一动落在红尘，从此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有风更好，笛声自身是风，飘到很远的地方，让人听了梦魂一惊，忽起辽远之思。日间也有日间的情调，望出去尽是密密匝匝的公寓洋房。马路上轿车一辆接一辆，遮阳伞像鲜艳夺目的花蘑菇，上坡的上坡，下坡的下坡。卖豆腐花的戴顶草帽腆着胖肚子一路吆喝上来。这时吹吹笛子，有一种人生在世的踏实感。不过，笛子最好还是要在山头或草原上吹，最能领略它的春光明媚，春意剔透。

一曲“牧童短篇”，我最喜欢。叶老师以二胡替我伴奏。想想还是该由牧童来吹，牛背上一挫一荡，那样的悠闲。日出而出，日入而入，鸡鸣桑树颠，落霞赶炊烟。好像岁月也在那儿踱来踱去，老也不走。我是城市人，城市的悠闲是偶尔跳出来的休止符。总设法要把它消磨得值得回味，于是连那消磨的心情也是焦急的。我在这里吹，老师在一旁拉，光阴就匆匆地去了。

叶老师会演奏的管弦乐器至少有四种：笛子、扬琴、古筝、二胡。

箫笛比其它乐器与演奏者有更切身的关系，因为用的是气。声由气出，音由声出；不止精神，连整个身体都要投入。笛子音色清亮圆润，悠扬处绝伦无匹。凄伤之曲落到笛管中也带几分高扬，公然说与天下人知晓。箫则是万般情绪诉与自己听，一扇户牖，几家民房，都可以是箫声徘徊地。箫身长而孔疏，男子吹比较好，但必须有个深沉壮阔的背景。

扬琴也是男子的。每逢叶老师替我用扬琴伴奏，琤琤琮琮，纷纷繁繁，铿锵中轻盈可喜。许多东西要交代，但交代得有条不紊。古筝是女子的，人要素静，且要低眉垂睫，一派清简。一种凄婉处，万物皆沉静下来。二胡无论如何是男子的。箫笛是情绪多于故事，二胡则是说不尽的故事，拉来拉去拉不完。想象中拉二胡的该是个长方形脸，瘦，穷──至少不能太富裕，穿一袭浅灰夹袍，在露冷的小天井里、老榕树下，满地青白的月光像碾碎的玉。夜阑人静了，想起往事，真是唉唉唉三声唏嘘。

百般乐器，无论吹弹敲拨，皆不可有表演之心。此心一生，魔障即生，就算多精通也是不成大器的。惜笛人说惜笛话，有此两句：“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

（有删改）

“共享经济”的概念早在1978年就由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提出，最近几年这一经济现象开始流行，主要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筹集资金。

（摘编自曾响铃《“共享经济”改变了什么》，《大众日报》2015年7月22日）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借助互联网手段，满足迥异的个性化需求，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难看出，创新的不只是交易方式、交易对象，更是共享的价值理念。因而，同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共享经济带有天然的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蘊藏由此而生的风险。有调查指出，约39.9%的受访者对拼车服务的安全有所顾虑；在私厨服务领域，69.1%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陌生人。信任和理解，已经成为共享经济成长过程难以回避的命题。单车的乱停乱放，让中国再一次成为“自行车王国”；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利益纷争，在多个城市的街头上演；知识的分享，对原创内容的保护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共享经济的发展，给治理带来了更多的难题，

（摘编自盛玉雷《共享经济如何优雅走向明天》，《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共享经济：从起步期向成长期加速转型——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光明日报》2018年3月29日）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的经济亮点。以共享住宿领域为例，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共享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8》，目前我国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房源数量已达300万套，去年接待房客7600万人次。平台上的房东、管家、摄影师等服务者人数约为200万人，基本上每增加1个房东，就能带动2个兼职就业。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乡村民宿己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之一。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5月18日版）

虽然欧盟多次强调对于共享经济要予以支持，但是现实情况中各地对共享经济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比如，伦敦对共享经济的包容程度就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拥有全球十分之一的共享经济业务，高于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与荚国不同，欧洲一些国家因为缺少适用于共享经济的监管条款，而抵制了共享经济的扩张。其中，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法院宣布，对Uber这类非专业司机驾驶服务的推广是违法的。此外，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也已开始针对“共享住宿”收取税费。

（摘编自《共享经济治理：历史镜鉴与域外经验》，《国家治理周刊》总第137期2017年5月7日）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