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不是独木桥

刘连群

①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人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也有人主张要尝试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②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流派的难产， 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 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 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

③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功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④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会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行内外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⑤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和开宗立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行内外的好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尴尬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如果对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⑥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

目前，随着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新弘扬问题现在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创新弘扬，是把激活中国古代有价值的美学思想资源，加以阐释和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当代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正是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下应当发扬光大的原因。

美学作为人文价值学科，应当重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心存偏见，依然怀抱全盘西化的那种矫枉过正的态度，总是误以为只有古希腊、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传统才对当下的美学思想发展有启示，而中国孔孟老庄、宋明理学以来的思想传统就不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既不粗率地鄙视和否定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也不能盲目地迷信和简单地移植西方美学。实际上，即使在西学东渐、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否定，并没有完全断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承载着丰富的审美经验，由这些经验归纳和总结出来的理论，乃至审美经验本身，值得中国当代美学和世界美学加以继承。这些传统的美学思想已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艺术心理。因而，对于它们的继承与弘扬，是当代学人之使命所在。古代传统与当下发展的关系，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譬如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在当下依然让我们获得审美的享受；古代的戏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在当代新媒体艺术中得以再现；古代的器物造型等可以为当下的设计提供启示和灵感，等等。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包含着启迪学者智慧、引领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返本开新”。这也是我们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追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切实把握其中有价值、有活力的资源，从而使当代美学别开生面。诸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宇宙观、“立象言意”的传统、物趣人情浑然为一的艺术境界等等，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艺术的抒情传统虽然不能涵盖全部的艺术作品，但它确实是中国古代艺术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贡献，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光大。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有优秀的传统，就无限夸大其内容，或者固守中国传统美学中僵死的教条。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在学科形态上、研究方法上确有诸多的不足，我们应当客观对待其中的生机和活力，客观地对待这批遗产。

（节选自朱志荣《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弘扬》，有删改）

边塞与边塞诗

①边塞诗的兴盛在唐代，那时候，边塞的概念是具体的基本上是陇右。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便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广义的陇右，东起陕西甘肃的界山陇山，西达沙州(今甘肃敦煌)；狭义的陇右则具体为甘肃黄河以东、青海青海湖以东至陇山。在古代，军事家们有一个共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陇右，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核心区域，在唐初，突厥军队曾经逼近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甚至差点迫使大唐帝国迁都。此时的突厥汗国，已控制了东至辽河上游、西至里海沿岸、南至大漠以北、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中原内地自然早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因而那时边塞逐步收缩于陇右的狭义概念上。边塞的战事，使众多的诗人们豪情满怀或者悲苦结肠，尤其是河西走廊，在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留下了不朽的边塞诗篇章。

②追溯历史，西汉与匈奴南北对峙，互相抗衡，汉朝为防御匈奴南犯，不惜倾尽国力，修筑了扼守边防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沿边塞修筑的障、城、亭、燧，是驻军防戍的军事建筑。一段时期，这样的地区成为典型的边塞。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的国力逐渐殷实。突厥的骚扰逐渐平息，就在高昌设立了驻守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直至碎叶河以南地区。在那个鼎盛的时期，边塞又指向了敦煌郡的阳关和玉门关以西的地方，不少的优秀诗作已经涉及到了新疆的广大地区。《汉书》《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直到《明史》都为边塞立传。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西北边塞有关。

③到唐代，由于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唐、吐蕃、突厥以及后起的回鹘、南诏等几大政权，他们相互角逐、相互兼并，相互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促使唐朝政府大力在边地修筑城堡，以增强边地的防御能力。因为边防的战事，一座座城堡拔地而起，这是军事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的行政核心区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又影响和促进了整个边防线上的生产发展和商贸往来。这些，在边塞诗的歌吟中，是不可回避的。然而，随着战争的发生，城堡遭遇了强大的破坏力，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格调高挑的边塞诗也开始黯然神伤。

④边塞毕竟是边塞，其地理上的偏远，文化上的边缘，物质上的单调，环境上的严酷，也是锤炼边塞诗不可或缺的元素。如果没有边塞的艰苦和遥远，就没有边塞诗的磅礴气势和苦难锋刃。在边塞诗中旅行，边塞的风，边塞的沙尘，边塞的壮丽与辽阔，边塞的风俗与美味，会磨砺我们的风骨，会滋生我们的豪情。放达的人生，尽在边塞诗中。

(节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2期 )

传拓是中国人的发明，是以宣纸紧覆在金石器物的文字、纹饰或器形上，然后以墨拓技法把器物原貌按1:1转移到平面宣纸上的特殊技艺。它对文字、纹饰、器形的复原表现真实清晰，且讲究墨色浓淡相宜。因此，传拓不仅具有照相机的功能，并且还能表现出古朴、不饰雕琢的审美意趣。传拓之所以能沿用至今，是因为它具有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的传统传拓技艺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有关学者考证，我国的传拓技艺发轫于东汉末年，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如今所见实物拓本，以清末敦煌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石刻拓本为最早，上有永黴四年唐人手写题记。

我国金石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记录金石器物整体形状的重要性。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乾隆内府的《西清四鉴》等，都辑录描绘了古代器物的形状。然而，这些器物形状都是通过白描摹绘的方法刻印而成，在准确描述器物的真实状态方面尚存不足。最能表现金石器物整体的实际形状，同时又不失金石韵味的方法，是“金石器物全形拓技艺”（以下简称“全形拓”），这种技艺出现在清代中晚期。在此之前，所谓的拓本都是指传拓古器物一个平面上的图文。全形拓以墨拓作为主要手段，辅之以素描、剪纸和雕刻等技术，将古器物的立体形状复制表现在纸面上。全形拓将那些难得的器物以1:1的比例拓制下来，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存器、存史、补史。由于制作工艺复杂，传拓者对金石学、书法、绘画、雕刻以及传拓技艺等知识和技法都须全面掌握。因此，全形拓的学术价值和艺术水准较高，得者无不视若拱璧。

全形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文献价值。金石拓是文博、方志等单位对古器物著录、分类、文字与纹饰等整理研究的基础材料。二是科学价值。全形拓是科学资料的种特殊保存形式，是比照相机更能真实记录器物面貌的方式之一。三是艺术价值。全形拓通过书法和绘画的双重艺术形式，满足文人对金石雅趣的追求与鉴赏的需要。四是收藏价值。传拓制作的成品有极高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因此，全形拓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古器物本身，对全形拓技艺的发掘、研究和推广，就是对我国珍贵文物的一种有效保护和利用。全形拓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改进和创新，这门传统技艺的改革性传承对于全形拓的科学发展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传拓、全形拓技艺的传承还需走向大众化，与书画、美术设计手段相结合，以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等作为载体，呈现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选自张友海《略谈全形拓》，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