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设绿色社会无疑是形势所逼、规律所在、民生所需，但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过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相对于环境系统自身的演变而言，人类的干预和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第二，相对于可视性强、具有流动性的和有明确污染致因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而言，一些可视性不强、易固化而又致因复杂的污染往往容易被忽视，由于其不断的累积性、极端的复杂性和滞后的社会影响等，这类污染也更难治理，比如说土壤污染、基因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等。事实上，这类污染可能对人的健康和社会持续具有更深层次、更为全面的威胁，而我们目前在这些方面的应对还很薄弱。第三，在社会转变方面，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转变行政体系、行政行为和调整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尤其是持续转变是需要考虑其所面临的客观挑战的。第四，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制度的执行是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尤其是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行为习惯，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中甚至还会有扭曲、冲突与反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也是可以充分汲取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智慧的重要方面。第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仍然具有长期性，我们仍然需要平衡发展与环保，在推动环境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摘编自洪大用《绿色社会的兴起》，《社会》2018年第6期）

材料二：

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情况趋势图（2007-2015年）

废水排放总量（亿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亿吨）

（数据：《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材料三：

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9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9.3%；2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0.7%。

112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类水质的湖泊（水库）6个，占5.4%；Ⅱ类27个，占24.1%；Ⅲ类37个，占33.0%；Ⅳ类22个，占19.6%；Ⅴ类8个，占7.1%；劣Ⅴ类12个，占10.7%。

全国31个省（区、市）223个地市级行政区的5100个监测点（其中国家级监测点1000个）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评价结果显示：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8.8%、23.1%、1.5%、51.8%和14.8%。

（摘编自《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材料四：

20多年前，安吉只知道追赶现代化。余村人靠着山上优质的石灰岩，自办水泥厂，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00多万元。GDP一路高速增长的红火，掩盖不住溪流浑浊、烟尘漫天的黯淡。1998年，安吉在国务院开启的太湖治污“零点行动”中受到了“黄牌警告”。在整治任务的倒逼下，县委、县政府当年就投入8000多万元铁腕治污。不久，大竹海吸引导演李安前来拍摄《卧虎藏龙》，也带来了一拨拨游客。

安吉人初尝“生态”的馈赠，在2001年确立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并在2003年提出创建全国首个生态县。余村也下了狠心，相继关停矿山和污染企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直降到20多万元。

纠结和苦闷之时，县委班子调整思路、果断决策，提出“坚持生态立县、突出工业强县、加快开放兴县”。这些年，安吉县历届领导班子对三大战略始终坚守不渝，所有引进项目都严格执行一条高压线：污染项目不进来，进来项目不污染。从2005年到2016年，安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12.5%，境内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曲线同向而行、同步而进。

（摘编自《安吉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8日）

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

（有删改）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于2017年4月20日19时41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七号遥二运载此箭发射升空,“天舟一号”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一款货运飞船,也是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具有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等功能。

货运系统是中国建成空间站需要突破和掌握的关键技术,“天舟一号”将使中国具备向在轨运行航天器补给物资、补加推进剂的能力,这一能力,是确保未来中国空间站在轨长期载人飞行的基本前提。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21日)

“神舟十号”任务完成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进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而在空间实验室阶段,将突破并验证推进剂补加技术、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奠定基础。

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成功,用于进一步验证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及一系列空间试验,这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任务实施阶段。

为了对空间实验室中航天员长期驻留和空间科学实验进行支持,要通过货运飞船进行货物补给。如果说载人飞船是天地往返的载人工具,那么货运飞船就是天地间运货的工具。中国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基于神舟飞船和“天宫一号”的技术研发,只运货不运人,货物运载量将是俄罗斯进步号无人货运飞船的3倍,在功能、性能上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旨在补给空间实验室以及未来中国空间站的推进剂、空气、航天员的饮料食物以及用于维修空间站的更换设备,以延长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的运行寿命。

(摘编自《光明日报》)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由3.35米直径的货物舱和2.8米直径的推进舱组成。货物舱用于装载货物,而推进舱为整个飞船提供动力与电力,推进舱两倒各有一翼太阳能帆板(共三板),后部安装了4台变轨用主发动机。此外飞船还安装了24台姿控发动机。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全长10.6米,最大直径3.35米,质量13吨,最大上行货物运载量约6.5吨。无论是直径、质量还是运载能力,“天舟一号”都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近地轨道上行运载能力约为6.5吨,高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研制的进步号M型(2.5吨)以及日本航空研究亓发机构的H -Ⅱ运载飞船(6.0吨),低于欧洲空间局的自动运载飞船(7.6吨)。下行运载能力约为6.0吨。载荷比即运载货物的质量与货运飞船船体本身的质量之比,“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载荷比高达48%,高于日欧的货运飞船。

(摘编自《中国航天报》)

2017年7月2日晚,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消息一经披露,人们不禁扼腕痛惜。

航天试验从来没有平坦大道,总是与高风险为伴,可谓“刀尖上的舞蹈”。每每遇到瓶颈和挫折,航天人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有时甚至会为航天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航天探索是勇敢者的事业,只有不惧失败、跌倒后重新爬起、继续砥砺前行的人,才能摘得世界科技高峰上的明珠。

(摘编自《中国航天报》评论员文章《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

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