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建筑——这里指的主要是大型的、有纪念价值的建筑——大致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是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木构建筑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由于这样的原因，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废墟文化”。废墟因受到尊重并受到保护，从而成为审美对象，继而产生“废墟美学”的概念。欧洲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建筑毁坏后，极少有原地重建的现象，而都将它们作为一个珍贵的时代标志予以尊重和保护，乃至一块妨碍走路的“乱石”都不许随意挪动。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的宫殿或庙宇毁掉了，就得赶紧在原址修复或重建，否则即使留下残垣断壁，也会很快被民间搬抢一空（这里指的是需要宫殿的时代）。无怪乎，在明代以前的几千年间，我们有那么多辉煌的宫殿建筑都没有留下一处像样的废墟遗址！因此我们的建筑文化中缺乏废墟文化，从而也缺乏对废墟美的认知和欣赏能力。

然而，说我们中国不见废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废墟或缺乏废墟资源。我们是个有着悠久的“墙文化”的国家。不仅有万里长城，我们古代的几乎每个城池都有城墙，它们可都是石构建筑，有500到3000年的历史，大部分已沦为废墟。作为建筑单体，长城的原始工程量不仅超过国外任何古代的大型单体建筑，甚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型建筑的总和！再说，我国历代的皇家建筑和贵冑府邸并不全是木构建筑，像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的须弥座以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等是多么壮观的石构建筑。

废墟的文物价值就在于其残破过程的历史真实性。正是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是活的历史化石或活的历史教科书。残缺美是废墟美的哲学前提。而废墟美是废墟文化的核心。就以对待长城废墟为例：如果说以“修旧如旧”的名义修复的司马台长城对于“修旧如新”的八达岭长城或慕田峪长城来说是一个进步，那么目前正在以“修旧如旧，随旧随残”的理念修缮的京郊箭扣长城则又超越司马台长城而向前迈了一步。

（节选自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

现实主义精神是传统戏曲的本质属性之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戏曲剧目，都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即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客观地观照时代特征，辩证地分析社会本质，具有明确的个人主张和社会教育意义。

上世纪初，随着新剧进入并风行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了改革，现实题材被大量采用，诸如革命暴动、妇女解放、时事新闻等。于是写实与写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剧目，为数不多。但是，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戏剧性而言，现代戏曲完全可能发掘、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人物形象。其所倚靠的，有对史料的新发现、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时代社会的再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推论和感性想象。

上海京剧院的革命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和构架，演绎了1949年前后几位狱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综观全剧，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观众可清晰地感到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该剧的第一男主角范文华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在狱中经历了一场  “不坚定的革命者——不彻底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过山车”。范文华这一人物不仅担当了全剧矛盾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更是建构了全剧的多元主题，即“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和“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饰演范文华的傅希如则藉剧本之力，表现了强烈的精神痛苦和意志迷惘，不少观众认为，这位不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惶惑到抉择的过程，要比众多纯正面和纯反面的人物形象更可信，对革命胜利主题的诠释也就更有力。看来，对于这一经过对历史的分析、对人性的诠释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观演双方都有审美的需求。

回顾小说《红岩》问世后57年间所出现的优秀改编或延伸作品，无论英雄、叛徒还是敌人，许多艺术形象都成了后世可复制却难超越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不仅因人物鲜活、艺术精湛，且因彼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经远去、不能复返。

现实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求最形象、最真实和最深刻地反映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既然要以高度提炼的典型取胜，那么其典型性必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所牵制和限制。这也许就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剧作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舞台时，频遭笑场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永远处于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的危机之中，始终经历着不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的过程。

（摘编自胡晓军《戏曲的现代性及现实主义》）

路遗

刘怀远

黄连婶平日不出门，但一出门，准是去借钱。本村几乎都借遍了，不好再向谁开口。即使有人主动借钱给她，她也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要，以前借的还没还上呢，已经拖累你们不少了。”

黄连婶出了村，在路上走，后面有自行车的声音，骑车人和黄连婶说话：“又要去王权村啊？”

黄连婶出了村，苍白的脸红了红，朝那人点点头。王权村是黄连婶娘家的村，娘家哥多。不过，去娘家多了，嫂子们也没好脸色。但毕竟是自己娘家，比借别人的心里踏实。

骑自行车的人叫玉亮，下了车跟黄连婶说：“我带您一段路吧。”

黄连婶说：“算了吧，你自己骑还这么大动静，哗啦哗啦直响。”

玉亮看看自己的破自行车，嘿嘿地笑，手往怀里掏，说：“婶，我这里有几十块钱，您先拿去用吧。”

黄连婶忙拦着说：“你帮我的还少吗？我自己命苦，不能总拖累你们。”

“婶，我知道您性格倔强，可我是外人吗？自家的远房侄子！这几年，黄连叔有病，您也够操心的了。”

黄连婶说：“你惦记着婶，婶感激不尽，你家也不宽裕，我现在日子还能挺过去。”

“好吧！”玉亮知道拗不过她，就说，“那我先走了。”

玉亮骑上哗啦哗啦直响的自行车，骑得很慢，比黄连婶走得快不了多少。拐过一个弯，玉亮不见了。

黄连婶走过拐弯处，见路中央有一沓钞票。

黄连婶捡起来，数了数，不到100元钱。天呐，是谁这么马虎，这些钱足可以买七八袋化肥，足可以给黄连买一个月的中药，足可以当在县中学读书的女儿两个月的生活费啊……

她往前后看，见不到一个人影。

丢钱也太马虎了，玉亮也马虎，他在前面，愣没看到。黄连婶站在那里等了好一阵子，也没见有人来找。她摇摇头，把钱装进衣兜，心想，会和找钱的人碰上的，就继续往前走。

迎面开来一辆农用三轮车，在黄连婶面前停下来，开车的是屠户柳三。

“嫂，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走个亲戚。”

“哦，俺哥一个人在家呢？”

“咋，你还怕他跑了？”

柳三笑了，黄连终年躺在床上搂着药罐子，既不会跑，也不会怕谁偷。

柳三说：“嫂，咱一起回家吧，有啥困难我帮你解决。”

黄连婶说：“你也没印票子的机器，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天天杀猪再赶集卖肉，生意做得也挺辛苦的。”

柳三说：“嫂啊，你不要困难到揭不开锅了，不会又回娘家的。好，你去吧。”柳三挠挠头，朝农用车上看看说：“我东西丢在集上了，得赶快回去拿。”说完，农用车冒了一溜黑烟，掉转车头跑远了。

黄连婶笑着摇摇头，心里说：“慌张鬼，掉转车头往回走也不带我一段路！”

走出不远，黄连婶再次财运高照，又捡到一沓钱。拿在手上，油渍渍的，上面还沾有一星暗红的肉渣。

回到村，黄连婶找到玉亮和柳三。不想二人矢口否认，都说没有丢钱。

黄连婶说：“你们不是丢，是故意放在路上让我捡。”

俩人都说：“俺俩是傻蛋啊？脑子有病啊？要是被别人捡去了咋办？”

黄连婶的泪就要落下来了，说：“只要说钱是你们的，算我借的行了吧？”

不管她怎么说，两人都是不承认，异口同声地说：“钱是你捡的，找不到失主就是你的。”

黄连婶很无奈，两沓皱巴巴的钱像两块刚出炉的烤山芋，烫手。

思来想去，黄连婶最后把钱交给了村主任，让他给广播一下，找寻失主。

大喇叭里还没有广播，人们都知道了黄连婶捡钱上交的事。第二天午后，玉亮和柳三找了来，说：“既然您铁了心不要，这钱我们只好领回了。”

黄连婶叹一声：“我只有用这个法子，才会比你们出来成人。走，一起去村委会领回。”

到了村委会，柳主任脸色酣红地躺在椅子上打盹。听黄连婶说完，柳主任打着酒嗝说：“你们都值得表扬，一边是慷慨助人，一边是拾金不昧。”

黄连婶说：“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快把钱退给他俩吧。”

柳主任不吭声，脸却更红了，反手把墙上的日历撕下一张，裁成两张寸宽的，把烟丝倒在印有“1989年”的一半上，用手一扭一转，就成了一只大炮烟。点燃深吸几口，让自己隐藏在烟雾中才说：“上面总来人，村委会也没啥收入，今天李乡长领几个人又来了，你捡的钱真是雪中送炭啊，我用这钱还了饭店的招待费还不够呢。”

三个人一下僵在那儿，瞪出的眼白如晒在河滩上的鱼。

投资与消费不能顾此失彼

唐玮婕

复旦大学日前举行的第五届“转型与经济发展”国际双年会上，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等一批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转型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莫里斯认为，目前中国应尽可能地刺激消费增长，但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两者双管齐下，中国经济未来几年依然可以维持GDP年均8%左右的增速。

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悄然出现了四个重要的拐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教授指出，在2007年至2008年，包括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占比、出口对于GDP贡献在内的三大指标都已经达到峰值，开始往下走。与此同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根据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来预测，到2016年、2017年，也将迎来“分水岭”。“这四大拐点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变化。”她说。莫里斯指出，投资和消费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当投资的回报率足够高时，没有理由一定要去减少投资。消费也不是想刺激就能随时刺激起来的，应该尽可能在合理范围内拉动消费。”他表示，只要不过于莽撞，在控制不良贷款方面更为审慎一些，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还有巨大的调整空间，必须要关注资本的回报率，“长期来看，中国确实还需要基础建设，使城市更适宜居住，这些都离不开投资。过度强调消费可能会成为误导。”中国社科院汪同三教授也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角力不能完全偏向一方，“光想着拉动消费，忘记投资，很可能顾此失彼。”

在与会的诸多专家看来，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改革和创新。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想要尽可能地拉动消费，背后的关键问题其实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李善同表示，目前来看，中国工业化的潜力已经不大，但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至少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城镇化应该是改革的抓手，而并非指标。想要通过城镇化实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推动很多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等。”

（2013年9月《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