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赞赏的中庸

骆玉明

（1）“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第二十九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视中庸为最高道德，并感叹着一至德在人群中久久不见了。孔子揭示了中庸的至德性，但对什么是中庸存而不论，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

（2）《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则故事说：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有鲁人在其他诸侯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能够将其赎回来，可以从政府领取所费的金钱。子贡有一次从外面赎回了一些人，他是富豪，不在乎那些钱，或许也觉计较那些钱有损于自己的清德，于是就推让不受。这本来可以理解为高尚的行为吧，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因为普通人并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赎人，政府给钱也不要，他们会感到为难，结果只能是视而不见。鲁国一项很好的政策，却因为子贡的“高风亮节”，在实质上遭到了破坏。  更严重的是，这还损害了鲁人的道德风俗，  人们将逐渐习惯自己的冷漠。

（3）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包含了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思考：道德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维护某种公众利益，如果脱离实际的可能去提高道德标准，将道德自身视为目的，其结果足以破坏道德存在的基础。中国前几十年很努力地宣扬“无私”的理念，“文革”中更发展到戏剧化的程度，结果是人人演戏，可信的道德就在这种表演中消失了。

（4）《论语》中有一段对话也值得一说。有位“叶公”告诉孔子：他的家乡有个做父亲的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就去告发，大家都认为他很正直。孔子针锋相对地说：我们那里对正直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其中。在孔子看来，亲情是人类的天性，维护亲情也就是维护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相互告发，其带来的伦理损害要远远大于偷羊之类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伦理损害。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

（5）孔子对“父子相隐”的意见历来有很多争议，它牵涉到法律与伦理的一些根本的问题。现代更有人严厉批评这是以亲情破坏法制。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说，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他，属于正直的行为。偷羊犯法，社会成员理应出于维护公义得得需要，不论亲疏都应加以坦白，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问题是“大义”必须大到超过亲情的必要，所以孔子谈论“正直”的道理，取的是“攮羊”这样的例子。“文革”年代官方鼓励人民相互揭发，芝麻绿豆、扯屁撒谎皆往“大义”上靠，弄到夫妻都不敢讲真话，这时想到“父子相隐”，会明白它的道理了吧。

（6）宋代朱熹曾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孔子本人掌握的就是时中的行为标准。《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经过蒲地去卫国都城，当地有公叔氏发动叛乱，阻止孔子去卫，大概是怕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孔子答应和他们立下盟誓，离开蒲以后不去卫。结果才出东门，孔子就下令车子向卫驰去。子贡疑惑地问：这不是背盟了吗？孔子淡然一笑，洒脱得很：受要挟订下的盟誓，不管用的。

（7）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看作“圣人”，但他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圣人”气。这不是谦虚，而是老夫子处理事情的态度，大抵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惊世骇俗的地方。哲学家冯友兰曾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自题为座右铭，期望像孔夫子那样，有超常人的思考，又不背离常人的生活，中间的“而”正是统一这种对立的桥梁。

（8）“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要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已非易事，而身体力行之则更难。时至今日、天，“中庸”仍“民鲜能久矣”，孔子赞赏的“中庸”，就像上文叙述的三个故事那样，其实不过是 ，并不像后人阐释的那么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