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眼

高鹏程

（1）在鄞州参观博物馆，同行的一位女诗人站在正在熨烫西服的红帮裁缝雕塑前，装作要帮他熨衣服的样子。老裁缝慈眉善目，年轻的女诗人衣袂飘飘，笑靥如花。初夏的阳光正好从背面穿过来，均匀地涂抹在他们的眉梢、眼角以及等待熨烫的衣物上，那一瞬间的画面，让人忽然想起了一个词：熨帖。的确，在那样的场景里，这是一个再恰切不过的词了。

（2）记得之前参观一家金银彩绣的博物馆时，主人指着墙壁上的一幅大尺幅的作品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曾经拿过某个国家级的大奖。据说是由10余位技艺娴熟的绣娘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相对那些展出的绣品，我更喜欢看正在刺绣的绣娘。因为只能一针一针地累积，她们在每一件绣品上消耗的时间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旷日持久。但奇怪的是，在她们脸上几乎看不到厌倦，反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安祥与专注。在窗帘压低的光斑里，她们灵巧的手上下翻飞，竟然有了芭蕾舞蹈般的轻盈，带动的仿佛不是丝线，而是光线，或跳跃、或凝滞，落在丝绸底面上，似乎不是在刺绣，而是在弹奏，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质感。看着看着，我忽然明白，刺绣，其实是一件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艺术。

（3）在鄞州西部高桥镇，我参观过的另外几家博物馆，其中有一家，名字叫作耕泽博物馆。那是一个石头的世界。 有石刻的鼓：坚实。厚重。但都不再被敲响。有石头的猪槽，长满了碧绿的铜钱草。有石刻的字：仁、义、信、忠、孝、礼之类的碑文漫漶，但隐约可辨。我知道，它们同样已经被被镌刻在另一些地方。有石头的拴马桩：根基深埋于土。据说跑的最快的马，需要埋得最深的石桩才能拴牢。有石刻的碾子和磨盘：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粮食要成为粮食，都需要经过反复的碾压和磨砺。有石头的墓碑：一生的苦痛不过是石缝里，几个不曾刻出的字。

（4）除了这些，馆里最多的藏品就是各式各样的石狮子，汇集人间百态，嬉笑怒骂，都是人的表情。据说最能代表江南石雕技艺的狮子，都长着一张哭脸。我感叹于这匠心的隐喻：即便再吉祥的寓意里，动人心魄的艺术往往都源自于生活的一场又一场悲剧。而这，这众多长着哭脸的狮子，是以时光中凝固的泪水，以沉默，在向我们诉说着流逝的生活里某些本质的东西。

（5）还是在鄞州，我还参观过一家名叫王升大的粮油博物馆。据说，这家百年米铺几经浮沉，但总能够起死回生。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几代人从米粮买卖的舍与得中累积的口碑。“给多一点。再多一点，不让顾客吃亏”。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一个小地方米店的小老板同样告诉我们，一粒米中，也藏着生存的辩证法。一粒米，可以和汗珠，可以和世道良心互为砝码，维持着这个失衡的世界不多的平衡。

（6）从最后一家博物馆出来，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叫做高桥宋代石桥上面。它恰恰和新建成的城市铁轨构成了一个并不相交的十字道口。头顶是极速而过的城市快车。身下是随桥下流水缓慢消逝的古老的时光。两个不同时空和维度的事物在此相汇，却并不相交。茫然于桥上的人，仿佛又站在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再一次盘踞了人们的脑海。

（7）“博物馆被挤在城市的角落，我们庞大的城市和事业，最终只占它展馆里微小的一角。”这是我很多年前参过一家博物馆后写下的句子。现在看来，它并不过时。当我们面对今天庞大的城市和纷繁的当下生活而无所适从时，参照博物馆里的那些展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纷乱的世相里去择取自己的需要和行走的方向。

（8）既然这是一个任何时代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前面并不一定有一个可以预见幸福的未来，那么何妨让我们也在自己的体内安放一座微型的博物馆。让记忆在向前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我们。当今天乃至将来的事物都远去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相见那个站在博物馆前笑语盈盈的女孩，那同样是博物馆的一双时光之眼、记忆之眼。

（选自《散文》2016年第一期，有删改）

材料一：

“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是喜欢还是忧？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离开，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的。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在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摘编自訾岸坪《公务员“跳槽”是对“国考热”理性回归》）

文艺评论的“评”与“论”

景俊美

文艺评论的理论缘起是对文学的评论。但是随着人们对文化艺术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丰富和理性，人们开始将对文学、戏剧、影视、书画、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评”与“论”归为文艺评论。

当下文艺评论可分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学院派”，以观照文学作品为主，较少兼备观照其他艺术形式的存在状态；另一类是直接观照现实存在的影视、戏剧等具体、动态而鲜活的艺术类型的评论，从业者多是艺术院校、科研机构或文联等系统的工作人员，他们以评论具体而微的艺术作品为主，而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交叉不甚紧密，可称之为“专业派”；还有一类是文化艺术爱好者的评论，以观后感为主，类似于街谈巷议，其数量最大的，特别是随着新兴媒体、自媒体的大量涌现，其影响力更是不可小觑，可称之为“爱好派”。当然，“学院派”“专业派”“爱好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学院派”的学科壁垒拘囿了评论者的评论广度，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文学规律的一重维度，不利于将艺术的理论体系放在“艺术学”大理念下进行研究。因此，越来越学科化的学术框架造就了学科内部互难相通的话语体系，而那些跨学科的研究该怎样定位并获得承认，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服众的学理探讨。“专业派”能较好观照现实存在的各种艺术形式，但又因为与具体的艺术作品相交过密，又容易陷入分析具体作品有余而规律性提炼不够的误区。“爱好派”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良莠不齐，其次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和个人化色彩，且评论者又容易转化评论对象，有时候甚至不去聚焦艺术作品本身而转去评论艺术从业者的道德、修养等问题。

艺术的创作与发展需要评论的引导，那么评论者本身是否也需要一些必备的要求？着眼于当下文艺评论的现实语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上升到传承发展民族艺术、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去认知。“文艺评论”的规训，至少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评”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理性问题。所谓“评”，着重于价值判断，即“批评”或“评判”，所以“评”重在讲理。在文化艺术界，无论是评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是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化事件，每一位评论者自然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这见解的高低上下却无从度量，这就涉及到评论本身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对于追求以引导文艺创作为旨归的评论者而言，评判的标准比评判本身更重要。这标准包括评论者的立场、对被评论对象的资料掌握情况以及评论者的知识体系、技艺修为和眼界等。

二是“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谓“论”，着重于对观点的阐释或说明，即“分析和说明道理”，因此“论”的重点在讲出道理。“论”还不只是从“史”出，还要从“实”、从“智”、从“对比”中出。这里的“实”包括生活的实际和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文艺史是文艺评论的一面镜子，那么鲜活的文艺创作的实际，更是评论者必须参考的一面好镜子。如果一个人只看过七八部甚至一两部歌剧，那么他评价一部歌剧的好坏是需要审慎的，因为他尚未真正步入歌剧的广阔天地。

何谓好的文艺评论？简单、空洞、结论性的评论一定不是理想的文艺评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好的文艺评论应兼具“学院派”的严谨思维、“专业派”的技艺知识和“爱好派”的热度与激情，同时，它还必须在史论结合而非主观臆断的坐标里去挖掘艺术的本质。

（节选自2019年06月26日《中国文化报》）

《左传》记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礼制形成了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的高度，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如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表示皇帝以身作则，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当然，还有些服饰表达了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执法严明的象征。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檐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被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摘编自刘志琴《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