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技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却更多停留在工匠和下层民众的劳作技艺层次，未能成为精致的文化，并因此而为上流社会所不屑谈及。人们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反映的就是社会主流思想对技术的忽视；《师说》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虽不见得就是韩愈的想法，但是至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实际状貌。事实上，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技术比之前人们的想象要深刻得多。

一般而言，一种技术正在发挥其作用时，往往处在一个“自我隐蔽”的状态。就像我们所戴的眼镜，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时，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的眼睛所注意到的。我们的胃、大脑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重要。只有胃疼了、病了，我们才会在它的存在而外，感觉到它们是比较重要的人体组织。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或越是健康的组织，我们可能越是注意不到它。庄子所言“得鱼忘筌”，收获了鱼，就忘掉了捕鱼的工具，大概也就是对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世象的解说。因此，人们一般习惯认为，技术性的东西只是一些不自觉就会隐退的旁枝末节，当然也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外，不管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东方，学术传统的重要特点就是不太去追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操作方式，而注重其内在的理路，注重道理的证明、推理和演绎。而证明、推理和演绎的过程，恰恰是不必诉诸外部经验即一般技术的。它们只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那些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技术操作者往往置身社会底层，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的理解还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尽管技术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一直将思想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就像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笛卡尔也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更说，人就像一根芦苇，一滴水就可以把它压弯，所以人很渺小；然而他又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因着自己的思想而获得尊严，成就伟大。

近代以来，一些传统开始慢慢改变。曾经作为人类思想的“外在者”的技术，也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其实，技术恰恰是思想的一种显性延伸，技术凸显了思想的可贵与成熟。也正因为如此，技术的长足进步，也就仍然有赖于人类思想的深入和发展。

材料一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 显然，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后来大家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联系起来。钱穆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也指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是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长期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为此，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新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不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学理意味极深厚，可惜时人未予重视。

（节选自刘梦溪《国学辨义》）

材料二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事实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也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都属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最近听一位领导说， 他在新德里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这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节选自季美林《谈国学）》）

材料三

究竟何谓国学?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又该如何理解?迄今仍众说纷纭。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国学内容究竟指何方面。吕思勉说:“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吕思勉对国学并未就学术本身予以界定，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国学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尤为强调国学与西学并无绝然不同，而在这方面是有深意的。它表明吕思勉并不认同国学与西学是古今之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击了西化派认为国学与西学绝然对立，不可调和，而必以西学取代国学的观点。虽然就国学本身而言，吕思勉并未讲得分明。

（节选自姜寿田 《国学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说“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