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甚好

（1）1935年6月18日清晨，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黑色对襟衫、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拍遗照。当天的《大公报》报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与世长辞，为真快乐。’饮毕，高唱《国际歌》^（1），徐步至罗汉岭刑场，择一空地盘膝而坐，向行刑者示意道：此地甚好。”

（2）今天，站在罗汉岭瞿秋白雕像前，凝视那张清瘦的脸，我问秋白：“此地”，果真“甚好”？

（3）秋白当年的囚室在长汀博物馆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此地原是明清两代汀州府的试院，院中古柏两棵，苍翠凌云，古桂两株，时送清香。敌人把秋白囚禁在这里的一个偏僻角落，是为了看管方便。但历史的巧合却寓意深远，一个才情兼具的书生，与雅韵悠悠的古代试院结缘，免不了情思泉涌：“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月亮的光也比从前更光明了。”^（2）对秋白而言，“此地”果真“甚好”。

（4）囚室约7平方米的地盘，一张矮木床，一张两斗桌。局促于逼仄的牢房，秋白却说是“大休息”；翻翻《阿Q正传》，吟诵些诗词，刻了六七十个印章——他是个篆刻高手，又咳着血断断续续写下数万字的《多余的话》——既然是“多余的话”，又“何必说”？--当生命兀然得以这般终结，须袒露闭锁在困苦和抑郁中的一切，“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3）

（5）就这昏暗的油灯，这个自称“脆弱的二元人物”提起了笔，“我确实一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书生”^（4），参加革命后思想还在动摇，还残留着士大夫缙绅思想，更为“多余”的是，他居然水对火热的革命生活感到厌倦之极，在革命的熔炉里一直在演戏，承认自己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场滑稽剧……因犯了“路线错误”被撤销最高领导人职务，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使本已处于自责中的他更觉得自己“过时”了：“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5）

（6）秋白，好你个“婆婆妈妈的书生”！留下这一堆“多余的话”，如明晃晃的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剔开，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粗读，是把懦弱披露出来的坦荡；细读，是用悲情掩藏对信仰的迷茫，为后人撂下浮想联翩蓄笔；绝命书日后成了这个“叛徒”“晚节不忠”的铁证，坟墓被摧毁，妻女受迫害，直至1980年才结束清算，平反昭雪……秋白，“此地”果真“甚好”？

（7）确实是“婆婆妈妈”，这一提起笔来就停不下来；“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6）“很可笑的”以为这副多年肺病的“躯壳”还有谁需要。秋白，毕竟是书生！

（8）汀江如锦，月色朦胧。秋白盘腿坐在汀州试院的囚室内，想看他的之华和独伊。在被关押的115天，他几乎每个晚上都梦见她们。“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7）囚室阴湿，秋白常穿那件黑色的对襟衫，还有黑线袜和黑布鞋，都是爱妻杨之华给他置办的—几十年后，正是凭对襟衫的两粒黑扣子才辨认出瞿秋白的尸骨—秋白想起自己曾对之华的一句誓言：“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斯时斯地，了却夙愿，甚好。

（9）还有瞿独伊，我可爱的女儿，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好几年没见到她，也不知怎么样了？入狱后，瞿秋白将自己准备要写的文章列了一个目录，其中有一个题目就叫做《独伊》。独伊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却被他视如己出，独伊习惯称秋白“好爸爸”。他会怎样写自己的女儿呢？独伊无法知道，但她永远记住了好爸爸“婆婆妈妈”的话：“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8）

（10）17日晚，参谋长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对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拿出蒋介石的处决密令给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答曰：“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知此事已不可挽回。但秋白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跪着死，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

（11）“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9）

（12）第二天清晨，秋白起床，梳洗，坐在桌前，点烟。喝茶，吟诗，毕竟是书生，习惯性的提起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我正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搁笔，36岁的秋白，黯然步出牢房……

（13）站在罗汉岭瞿秋白雕像前，耳旁萦绕着秋白走向刑场的歌声，心头涌起《多余的话》开篇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揣想，秋白走出那间低矮囚室时，是如何畅舒一口气，感叹这方灵魂净池，这方山川风物……

（14）此地甚好！

告别三峡   赵本夫

告别三峡，已经讲了几年。其间除去旅游部门炒作的成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多是怀着真诚惜别的心情去三峡的。长江浩浩荡荡，自由自在地奔腾了亿万年，第一次被人类强行改变它的面目。今年六月大坝蓄水后，上游六百多公里的长江，将变成一个狭长而巨大的水库，三峡将不再是昔日的三峡，长江也不再是过去的长江了。它将失去许多原始的形态和野性，变得温顺、驯服。建造三峡大坝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我们不怀疑它将在防洪、发电、航运等诸多方面发挥特殊的功用。但当这条亘古以来一直追求自由的大水终被锁住时，人们还是蓦然生出一种怜惜、怅然和失落。

去年十月底，我终于去了三峡。正是深秋时节，长江两岸的山峦有些冷峻之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的确感受到了大江的气势。但老实说，三峡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丽奇伟，山不够绿，水也不够清，浑黄的江水泥汤一样翻滚流淌。江面上往来船只很多，有客轮，那上头满载着告别三峡的游人；也有货船，装满各种各样的物资，船体吃水很深，看了让人揪心。江面繁忙而嘈杂，即使面对美景，也少了从容欣赏的情趣，只感到一种紧迫和忙乱。此时，距三峡明渠截流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届时将要断航，该运的急用的货物要赶快运出，天南海北赶来的游客要最后看一眼原始的三峡。那时，我和所有的游客一样，都显得多情而惆怅。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实地目睹了涪陵、万州、云阳、巫山等地移民拆迁的许多现场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和游人的多情惆怅是多么的空洞。

在整个三峡库区，有一百多万移民，其中有十二万人迁去外省定居，剩下的或远或近，也都要离开自己的家园。长江两岸，到处可见残墙断壁，瓦砾成堆，一座座县城，一个个乡镇和村落，全都成了废墟。百万移民为三峡工程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他们舍弃祖辈生活的土地远离家乡的故事，搬走前夜一村人在露天场地上喝告别酒时相拥而泣的场面，临行前向滔滔长江向已成废墟的故土磕头祭拜的情景，一次次让我动容，让我顿生敬意。那时我才真切感到，他们才是告别三峡的主角。游人的告别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情结一种诗情，而百万移民的告别才是实实在在撕心裂肺感天动地的。

告别不一定都是坏事。在远离长江的地方，我同样也看到了一座座崭新的城市和村镇，三峡移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建设新的家园。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移民已不应再被看成苦难的象征。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急速发展，正是因为新移民走了进来。而为数更多的遍布全国的打工族和流动人口，正像鸟儿寻找新的栖息之地，随时准备把家乡作故乡，把他乡作家乡。在人类历史上，移民总是伴随着苦难和生离死别，但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乃至人种的优化。移民从来就是一股活水。当年，如果没有欧洲移民，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利坚。中国人固守家园，终老一生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移民正成为当今中国具有活力和开拓精神的一个群体。（2003.2.14）

金庸的权力观

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趋向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所毒化而出现的畸形现象。与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靠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l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的观念。也就是说，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人工智能 应用为重

普通人如何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正是在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利于仍在起步阶段的人工智能长远发展。今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就将“市场主导”作为基本原则，人工智能发展要坚持应用导向，用市场需求不断牵引，刺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选自201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有删减）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