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 1954 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 16 年前。1980 年 3 月 5 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 1982 年出版的《诗论》。16 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 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 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 5 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 5 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

“国学”是一国之学，是国家之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之学。“国学”是阐释一国“固有之精神”的学问，正如近代国学家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之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中国“国学”既为中国之学术，那么，何为中国“国学”之“本”？

“国”原义是指邦国、疆域。“国学”的“国”是指“国家祖国”。“国家”是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文化也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得到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仅有阶级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中国”指我们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的“国学”指由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发展的学术，其“根”在本国、其发展亦在本国。“国学”的“国”不仅指“国家”，而且还指“祖国”。“国家”是在阶级社会才产生的，然而“祖国”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就存在。“祖国”有自己本土的古老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会一直传承延续到有阶级的社会，甚至再延续到阶级消亡的社会。“祖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

“祖国”与“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的外延一般来说大于“国家”的外延。称呼别的国家时，国家这个词应该用复数形式，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许多个而不是一个。而称呼“祖国”时，“国家”相对于自己而言具有唯一性。

“本”原义是“根”，这里所说的“国学”之“本”，即“国学”之“根”。“国学”离不开“本国”，“国学”是在自己的祖国孕育成长。中国“国学”之“本”即“中国”。日本学者山国孝雄说：“国体的宣明是国学的第一要义……把国学看成文献学，就止于丢失精神的形数，同时也丢弃了我国特异的意识。”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也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爽高也。”

谈论中国“国学”之“本”，首先必须明确国学的本根在“本国”，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第一要义。此外，还要明确“国学”之探讨，是以本国固有的文化为“本”，就像日本近代盛行的“国学”以排斥外来文化、主张以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籍为“根本”，以阐发日本的“固有精神”为主旨。探讨我国之“国学”，即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根，例如中国“国学”者讲“国学”，大都以中国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哲学等为主要内容。偏离了“本国”之学，就不是“国学”，故而“国学”不仅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本”，而且还要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据”。

（摘编自史少博《中国“国学”之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