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在西方社会中有十分明确的、合法的身份和功能。从教会的观点看，骑士是和教士并列的两大社会支柱之一。教士的职务是为人民提供精神的需要，骑士则用武力来维护正义、扶持弱者与捍卫教会。从国家的观点看，骑士则与俗世的“文吏”平行，构成了国王的左右手，前者代表武力，后者代表法律。骑士构成了西方武力的主体，为保卫国家和教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15世纪末期始，由于国家常备军的建立，步兵在战争中作用的增强，骑士集团才逐渐失去其用武之地。

西方的骑士文化在近代仍有其流风余韵。骑士的中心理想影响了近代国际法中有关战争的人道原则，例如战争必须合乎正义、不得虐待战俘等。更重要的，近代的爱国精神也是在骑士的侠义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法国是骑士文化的大本营，而近代爱国精神也最早出现在法国，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可置疑的。西方骑士文化中孕育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这种精神的独立至少使一部分骑士不肯完全臣服于国家权威，因此几乎每一代都有少数激进和叛逆分子出现。也就是说，西方骑士阶级虽然一向承担着为国家和教会维持秩序的任务，但是他们所奉行的一些基本价值如疏财仗义、扶弱锄强、崇尚名节等也可以使他们超越社会身份的限制，而反抗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存权威。从这一角度看，骑士文化中的超越价值未尝不能为革命运动提供精神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说，骑士文化深刻影响了西方近代文化。

中国“侠”的发展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骑士属于封建贵族阶级，而“侠”不限于贵族阶级，还有着丰厚的社会基层平民土壤，依托宗族、乡党等基层的社会组织。骑士的地位获得了国家和教会的认同，与之迥异的是，中国的“侠”从来没有获得国家认同的合法性，相反，在朝廷的眼中“侠”的武力是敌对性的，因而必须加以消灭。中国文化自汉代便有明显的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宋初，文武之间地位的差异更大。由于这一文化背景的差异，“侠”自东汉起便已开始成为一种超越精神，突破了“武”的领域，并首先进入了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所以我们论及“侠”对中国文化的长远影响，不能不特别注意“侠”和“士”的关系。

中国的儒生文士（即“士”）和西方骑士相似，也是一方面承担着建设和维持政治、文化秩序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发展了持“道”以议政的批判传统。我们通常都认定这一批判传统的在儒家。这个判断大体上是有根据的，例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公羊派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说，显然都是反权威的。但是，“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而，认定这个批判传统源于“侠”是能够说得通的。“士”在道理上固以儒家为依归，然而激昂慷慨的侠节却给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动力。所以，富于批判精神的“士”也往往带有“侠气”。这一发展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儒家传统中本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

（选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有改动）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有删改）

李国文

⑴东西方这两位戏剧大师，实际上是毫不搭界的，但他们却难得巧合地同在公元1616年逝世。

⑵17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自我闭关，自我禁足，不可能知道世界之大，也不想知道这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当然不知道有个英伦三岛，有个莎士比亚。汤显祖若是了解他的这位外国同道如何为英镑奋斗而其乐融融，也许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活得那么累，也不会活得那么苦，那么穷了。

⑶莎士比亚比汤显祖幸运，因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存在光宗耀祖的想法，这个手套匠的儿子，离开家乡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要求也不太高。他只是想挣钱，恰巧17世纪初的伦敦，赶上了资本主义上升期，经济的富足催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一开始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地成为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当他再度回到家乡，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很受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座席，死后还可以很有面子地埋葬在这里。

⑷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

⑸汤显祖相比之下，就有点惭愧了。我们知道他是江西临川人，但那里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供凭吊的大师遗迹了。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蹭蹬穷老”。他一生之不得意，第一，在于他自视甚高，开罪了张居正，很晚才得以成进士。第二，在于他相当自负，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上书万历，将万历气得跳起来。第三，还在于他不甘落寞，“帝怒，谪徐闻典吏，稍迁遂昌知县。”做了几年小县官，总是想回到京师，以图发展，谁知“主者议黜之，竟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明史》）。

⑹这位大师在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惊人之笔，名震天下；就在夺官受黜的那年秋天，他的《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牡丹亭》那盛况空前的演出，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当不让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少女巷的寰球剧场演出的成功。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方是正道。可是，他志不在此，日思夜想，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才的福地。

⑺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唯一的一次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就是詹姆士一世加冕典礼时，曾经穿上镶金边的侍从服装，戴上熊皮帽子，在他的王宫里，站过一夜岗而已。因为他所在的剧团，已为国王所有，他不得不尽责当一回哨兵。可他并不因此对伊丽莎白女王，对詹姆士一世，存有什么赏个官职之类的额外想法，更不会为乌纱帽之类的官场生涯，魂牵梦萦到茶饭不思的程度。而汤显祖，直到逝世也未能达到完全彻底的清醒。

⑻所以，汤显祖活了66岁，只有5部戏剧。莎士比亚活了52岁，（）写出了37部戏剧，（）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汤显祖与他联袂西行的偶然也许并无深意，但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是，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的完美，汤的才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

⑼有人统计过，汤显祖一生，从14岁补县诸生，到21岁中举，34岁中进士，科举应试几乎花费20年；从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到遂昌县任知县，数年后弃官归里，官场生活15年。而且，在汤显祖心目中，戏剧，末技也，只是继诗、词、古文之后的消闲活动罢了。莎士比亚就截然不同了，他写剧本，是谋生之饭碗，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是捞钱之正道，专心致志，绝无他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