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就《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琴”、“亲”、“魅”等44个汉字的字形拟进行调整，公示期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教授等在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他们认为，调整44字的字形只是调整印刷宋体字，不是另搞一套，根据调查数据显示，67%的公众表示赞成，约6%的公众表示反对。可新浪网的网上调查得到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九成以上的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是“穷折腾”。王宁教授强调，一个字改还是不改并不是以多数投票为据，而要看它合理不合理，要看它有没有道理。既然“一个字改还是不改并不是以多数投票为据”，那么，为何专家们还主动提供调查数据，以示多数公众支持呢？

在笔者看来，上述官方和民间完全相左的“民调”，以及专家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恰恰表明规范汉字不能是少数几个专家说了算，而应该广泛听取意见，因为汉字字形的调整，关乎的不仅仅是汉字本身的“美观”、符合“字理”，更涉及各方利益。目前规范汉字这一做法，本身就需要规范。

专家们一直声称，规范汉字，调整字形，并不影响大家的生活。但是，如果汉字已经变形，那么，所有印刷品、出版物，都得修改，有人算了一笔“规范”成本账：44个字“整形”后，字典、课本、招牌……都要重新修改，花费可能是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这么大的一笔成本，谁来承担？无论是政府出钱（涉及城市的道路、标牌），企业出资（本身的形象识别系统、广告宣传，比如某个琴行、某个亲水花园），还是老百姓埋单（字典、教材等），都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说没有影响呢？　　

其实，比规范汉字更严重的问题是，规范汉字没有得到规范使用。对于已经“定形”的汉字，乱用、乱写的情况并不鲜见，对此，谁来进行规范？比如，随意增减笔画， “污染”的“染”经常有人在“九”中加上一点，“茂盛”的“茂”下面多加一点；再比如，广告中的滥用谐音，几成文字污染，如卖沙发的写成“坐想（享）其成”，卖饮料的写成“饮（引）以为荣”，卖蚊香的写成“默默无蚊（闻）”……这些问题早已被语言文字专家指出，可这些广告语至今仍随处可见。这44个汉字整形之后，如果教材不改、门牌不改、学生作业不改，那么，规范字的不规范使用问题，不就更严重了？　　

单从“字理”上说，对一些汉字进行变形，可能是合理的；可是，规范汉字的规范使用，必然有“推广”与“规范”成本，在进行变形决策时，这是比“整形”更重要的事，如果要花上百亿元去为44个汉字的美容付出代价，这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只有慎重地全面分析、评估调整汉字字形的必要性、可行性，才能使汉字的规范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笔者所担心的是，贸然对汉字“整形”，将加剧汉字使用的不规范，而不久之后，面对严重的使用不规范，再进行新的“整回原形”，会让汉字美容最终成了汉字毁容。

（选自《广州日报》，有删改）

走过荒原

①诗歌总是使人难忘。我已经很少阅读诗歌了，然而诗歌中的一些意象，比如日本俳句中的菊花与刀，前苏联诗歌中的路，英国诗歌里的夜莺与云雀，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

②类似的自然还有荒原。少年时读过的唐诗，诸如“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片孤城万仞山”、“远目不堪空际送”这样的句子，我至今耳熟能详；而 T· S·艾略特的《荒原》，“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荒原上／孕育出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那些迟钝的根。／冬日使我们温暖，它以遗忘的雪／覆盖大地，用干枯的块茎／喂养弱小的生命……”十多年过后，我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③是什么使荒原让我如此刻骨铭心？某年某月，当我在北京听到根据日本民歌改编的吉他曲《荒城之恋》时，竟禁不住潸然泪下——既感叹中日文化之间难以言说的千丝万缕，更为飘然逝去的岁月无限感伤。想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名篇所蕴含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精妙的语言，广阔的文化语境，对人类生活和文明的深邃的洞察；而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荒原意象带给我的强烈对比和无限想象——少年时居住在江南小镇，杏花春雨中感受荒原的粗犷、苍凉和沉寂，无法不怦然心动；读到艾略特，我正在喧嚣的上海，荒原的辽阔与地老天荒、荒原上那些卑贱的、渺小的生命之坚韧的律动，让我觉得在大都市所有的寻梦和挣扎都是在自寻烦恼——成为真正的大地之子，或许是当时潜意识的梦想。

④然而，认真想来，如果不考虑诗歌的审美，我所谓的想象和潜意识是否有点矫情？因为实际上，大概在五年前，我曾因一个项目来到了西部；我本有很多机会去看看荒原、直面荒原甚至走过荒原的，可是，总是因为怕错过一些所谓的商机而最终未能成行。扪心自问，即使经过诗歌无尽的洗礼，我是否依然俗不可耐？我的诗情画意是否仅仅耽于想象之中？而诸如荒原这样的景致，如果仅仅在想象中被人记起，如果记忆后仅仅是抒情、观赏或者把玩的对象，这是不是人类和自然的悲哀？可以没有荒原吗？

⑤这使我想起很多人对流浪歌曲的喜爱。大概是以三毛的《橄榄树》为滥觞，流浪的歌吟便充斥于华语歌坛，仿佛整个华人世界就是流浪的故乡。时至今日，歌坛对于流浪的缠绵之情依然经久不散。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那些词曲作者，那些歌手，有多少像三毛一样羁旅天涯、浪迹世界的感受？又有多少愿意去真正地流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在城市呆烦了之后，因为休闲以及一些商业目的，到另一座城市或乡村逍遥地作了一番“伪流浪”。

⑥荒原的情形与此并没有两样。荒原的确是粗犷的，但粗犷的另一面可能是严酷；荒原是苍凉的，但苍凉的背后隐藏着凄苦；荒原是沉寂的，但沉寂并不是宁静；荒原上生命在坚韧地律动，然而却又是如此孱弱；荒原上的爱情或许激烈奔放，但那爱情却绝对包涵着无奈；荒原有大美存焉，然而大美又怎么能替代人间烟火？所以，高适、岑参们的“边塞诗”究其实是远戍边地的无奈的宣泄；艾略特如果不是在慕尼黑隔岸观火，估计也没有抒写荒原的闲情；至于像我这一类修炼不到家的凡人俗子，无病呻吟是常有的事。因此，荒原经常是停留于艺术的虚幻和人们的想象中，走过荒原大多是一种形式，一种见证。有多少人抛弃了尘世的欢乐向荒原迁徙？所以，荒原似乎总是亘古不变，荒原似乎就这样一直在地老天荒。

⑦但是，追求平等与福祉应该是人类无法舍弃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有什么理由听任荒原一直荒芜下去？仅仅为了审美的满足，而后抱着某种优越感去俯视荒原上的同类，这是不是太不公平？由此，就分外觉得福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可贵：研究贫困的荒原，走进寂寥的荒原，然后去想办法改造荒原。这样，即使一片荒原都不存在了，所谓的艺术因之失去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却难道不是人类与自然一大真正的进步？所以，我渴望走过已经不再是荒原的“荒原”，企盼所有的荒原都像我的家乡一样山清水秀，也期待诗歌再现的荒原一片绿色。

⑧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写作本文的此刻，阿富汗南部的荒原正笼罩在战火之中，坎大哈和扎兰季在悲伤地哭泣。或许，我所有期待终归只是一种妄想，荒原，将可能永远无法逃脱荒原和寂寥的宿命。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和三流院校的学生就业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到985高校招人的，都是各种高大上的国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或者看看每年国家电网、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单位公示的录用名单，看看这些被拟录用的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几乎清一色都是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学历不重要吗？高学历能否带来高工资？》）

材料二：

材料三：

“做研究工作，主要靠成果说话，并不只看学历有多高。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不过在工作中庞浩也看到了自己在发展前景上的学历短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很多专利的研究需要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如今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已超过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研究生如此扩招，研究生就业势必遭遇“高学历泛滥”困境，造成很多岗位的学历要求超过岗位本身的需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使得买方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而买方市场的优势又加大了用人单位挑选的余地，使得追求高学历成为一种风气。

(摘编自中国民生网《学历提升了，就业收入是否有增加？》)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的专业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能否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寻找人生路向》)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断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断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