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母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是更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怒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编自汤勤福《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国文学经典之“道”观

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其经典作品的确立是一个动态衍变的历程，然而透视经典生成和变化的历史痕迹，不难发现总有一些潜在的内核在这种变化中化为一种准则与范式，这就是文学经典之“道”，犹如自然之道，万物之母。正因为有了文学经典之“道”的潜移默化、导向与规范，所以至今很多经典能够穿越时空依旧存在。中国文学经典之“道”实际就是内化于中国人心中的儒、道性根源。

传统的儒家之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文人有了入仕、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理念使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很多爱国题材的作品，并一直被誉为经典，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又如讲述英雄造反起义的轰轰烈烈故事的《水浒传》，其内核也都是塑造、歌颂忠君爱民之事，“替天行道”的梁山宗旨、招安思报效朝廷的思想最终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传统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文人可以远离庙堂而退隐山林，回归自然，这为中国文人在精神上提供了可以喘息、聊以安身的家园。入仕之不得，壮志之未酬，尚能在自然界中找到生息之处，获得精神的寄托与愉悦。所以导致中国文人注重对自然山水风光的描写，出现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王维的《山居秋暝》等，然而这些对自然的优美描写之中却也隐含了归隐之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与苦闷。

无论是儒家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重个体自由理想、精神超越，重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对历来的文人在建构审美人格境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审美人格理想与境界的追求，逐渐成为文学经典审美理想与境界的追求，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文学经典这种审美意识成为沉淀在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甚至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这些审美意识的积淀，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立意、构思、用语、用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接受与评判意义非凡，这种审美意识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重“品”情结。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完美的人格，表现积极乐观的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其次是重“情”的追求。对情感的审美与追求，包含了对人伦之情与对自然之情的理解与追求。这种尺度就是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它自动履行起评定经典裁判的职责。这种尺度动态地平衡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那些在这种尺度之下建构起来的、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情感，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得到读者的认同并产生心理与情感共鸣的作品，最终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作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