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①动物行为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的很多民俗文化元素，在某些灵长类动物中也有。比如非洲平原的狗头狒狒，它们的群体性和人类社会差不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有领袖，也有妻妾。原始社会人类选择妻妾和争领袖所使用的方法，跟狒狒没有什么区别。

②当科技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时，人类越来越知道自己其实是平庸的动物。那么，人类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人类认识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习惯中，产生了种种战胜灾害的愿望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把这些用口头语言记下来彼此进行交流，世世代代传承。因而有了古代那么多的神话、传说、故事，后来又创造了很多的娱神娱人的歌舞、音乐、戏曲。文化以这样的方式被创造岀来。人类最早的生活方式就是民俗，就是最早的文化。

③民俗文化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具有同样的一种性质，都是附着在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信仰娱乐等等，都是文化。现代文化都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的根基上，民俗文化的产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社会生活条件非常险恶艰苦，人类不得不崇拜远比自身强大的事物。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傍晚它从西边落下，留下一片阴冷和黑暗，这时人们知道了它的珍贵，企盼它明天再来，所以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跪下来迎接它，于是就产生了崇拜和信仰。现在某些原始部落还在举行早迎日、晚送日的仪式。早年，鄂伦春族在猎熊的时候，要举行祭祀熊神的仪式。取下熊头，扒下熊皮，摆放在凳子上表示供奉熊神，全体跪下，由首领致祈祷词，向熊神表示和解、谢罪。人类最为本质的本性在这里都表现出来。我们不能说他们愚昧，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信仰文化。

④民俗文化是在各个民族群体的民众中自然、自在、自发产生的约定俗成而又习以为常的文化。它的创造者、享有者、维护者和传承者是祖祖辈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它不是广大民众生活的外在文化，而是民众日常生活本身。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内容极其丰富深厚，形式异常多样，为我们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进而为全人类所共享。

（取材于乌丙安《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及其深刻影响》）

材料一

26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在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国际会议暨亚太森林组织十周年回顾活动上表示，中国森林恢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森林面积达到2.08亿公顷(1公顷＝15亩)；人工林保存面积达6 933万公顷，居世界首位。中国还将继续推进森林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快构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生态安全体系。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越南大规模国土绿化和植树造林，亚太总体森林资源快速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但仍面临着森林过度开发、质量下降、经营粗放、森林退化等挑战。2008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亚太森林组织。10年来，该组织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经营，已发展成为亚太区域森林恢复经验总结、推广和示范的平台、区域林业交流合作深化的纽带、助力林业人才交流培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摘自“新华网”)

（注）“十二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简称。起止时间为2011～2015年。

材料三

在我国生态建设和造林绿化战略布局中，西北干旱地区既是造林绿化、改善生存环境最为迫切的地区，也是构建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关键地区。

有人认为，沙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大规模造林绿化，质疑沙区造林绿化的成效。对此，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表示，我国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布区气候情况很复杂，自然恢复要因地制宜。如果完全靠自然力恢复，我国的沙漠是治理不了的。

“近年来，我们的造林绿化理念一直在转变。要树立以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能够自然恢复的不要人工干预，自然恢复不了的一定要人工干预。”张建龙表示，治沙实践说明，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宜栽乔木，但以此否定人工措施防沙治沙是不客观的。

专家指出，在植树造林中，还要树立发展自然林业的理念，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态度经营森林，使森林达到一种接近自然的状态。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四

2017年，各地各部门组织动员多方力量，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全年完成造林736万公顷，森林抚育830万公顷；从国家层面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造林26万公顷，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282.7万公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造林固沙19万多公顷，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造林99万公顷。各地启动实施一大批造林绿化工程。北京启动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山西实施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建设、通道沿线荒山绿化和重要水源地治理等四大重点工程。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适龄公民履行植树义务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在城乡建设中加强林荫道路、立体绿化、绿道绿廊和郊野公园等建设。公路绿化和运营铁路沿线防护林带建设力度加大，新增公路绿化里程计5万公里，运营铁路绿化里程达4.7万公里。河渠湖库周边、水利工程沿线绿化1 229公顷。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和教育、石油、石化、冶金等系统，广泛开展富有特色的绿化美化活动。统筹推进重点区域、典型地区的森林城市建设工作，深入开展森林城市、森林乡镇、森林村庄建设，国家森林城市总数达到137个。稳步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中原、关中等六大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各地加大乡村绿化力度，乡村绿化覆盖率和绿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摘编自《人民日报》)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筒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

材料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脱贫”一词代替“扶贫”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此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脱贫攻坚战”的表述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进展喜人。然而，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上。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二：

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感受到，不怕“难”字当道，就怕“懒”字沾身。如果没有“靠人不如靠己”的斗志，只寄希望于更好的政策、更多的援助，显然很难根本脱贫。这更证明了“扶志”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脱贫，推动当地发展，其实正如人的身体，不能只是简单输血。输血只能救急，让人体自身可以“造血”，这才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正确方式。“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精准扶贫需要用心扶志。扶贫干部不能急躁，不要埋怨，要多些耐心，善加引导，努力让制定的帮扶措施更加扎实细致，更加符合贫困家庭的实际。要“多开院子会”“多交政策底”，让贫困群众看到改善境遇的希望，増强脱贫致富的信心，从而调动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激情与斗志。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记者近日在部分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少数群众一味追求物质上的“获得感”，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为“理所当然”，在热火朝天的帮扶工作中，自己则“袖手旁观”；还有少数群众不愿意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坐等“天上”掉“现金”；有的甚至恃“穷”而骄，为满足自身不当欲望无理要挟，阻碍扶贫工作。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攻坚的对象，也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此背景下，少数贫困群众“参与感”不强，其弊端显而易见。这不仅会导致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白费力气”，难以形成扶贫攻坚合力，延缓乃至阻碍扶贫攻坚进程，而且有可能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少数群众在扶贫攻坚过程中的“参与感”不强，与其自身存在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甚至懒惰习惯息息相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层干部的工作缺位。在从事扶贫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漫灌”、“扶持”、“救济”等思维，习惯扮演“给予者”的角色，没有将贫困群众真正纳入到扶贫体系中，不注重发挥甚至忽视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