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裘山山

八月，我又去了西藏。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走进高原的阳光里，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呼吸到那缕清冷的、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你好，西藏！

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但对于常人来说，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我们停车在路边。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我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在这片土地上，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并能够活下去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他们独自行走在路上，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喇嘛寺庙。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饥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我之所以说“走朝圣的路”而不说“去朝圣”，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

所以每当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或一走一拜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就会问自己：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俗处，只能从人的生存本能去考虑，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

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人一旦从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就会感觉到一种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在这种时候，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

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山顶很白很硬，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我久久地注视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它令我倍觉亲切。

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在这个地球上，能使人产生故乡感觉的，不止那方渗透着血脉的泥土，还有一片能与你心灵相通的天空。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

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

从西藏归来，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只留下一种单纯的感觉。

重新走在纷纷攘攘的都市，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无聊。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

西藏给予我的启示，似乎无法带出西藏。它超重，超大，以至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只能经常攀上去，感受它，然后搁下它。

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呵。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踏上与它重逢的旅途，一次又一次。

诗分唐宋，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面对唐诗，宋人一方面想尽力摆脱唐人影响，构建起新的诗歌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被动甚至主动接受唐诗影响，在唐诗中寻找创作源泉和灵感，甚至寻找诗歌革新的依据或动力。宋诗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基本都有唐人的影子。“晚唐体”是宋诗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宋人这种心态的诗歌流派，同时也是“江西诗派”之外，宋代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因此，“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晚唐体”是宋代诗坛的独特存在，盛行于宋初与南宋中晚期，在诗坛的历史使命前后不同。“晚唐体”诗人多为隐士、僧侣或具有强烈隐逸倾向的中下层士人，在现实社会中属于边缘化群体。学术界一般认为，“晚唐体”诗歌宗奉贾岛、姚合。宋初“晚唐体”的盛行是历史惯性，是晚唐五代风气在宋代的自然延续，“晚唐体”诗人“九僧”与寇准、钱惟演等当时诗坛、政坛的重要人物和士大夫阶层都有诗歌酬唱活动。南宋“晚唐体”是在“江西派”与理学诗统治诗坛，而“江西派”陷于“杂博者堆对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困境之时，在叶适支持下，由“永嘉四灵”的倡导和实践而逐步为诗坛所接受，尤其在“江湖诗人”中产生较大影响。其历史使命是革新“宋诗”，救治诗坛弊病。因此，南宋人对“晚唐体”的态度因其诗学立场而有所不同。可见，“晚唐体”既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宋诗”形成、发展的基础与变革推手，研究“晚唐体”实际就是研究整个宋代诗歌发展史。

从诗歌风格类型看，“晚唐体”属于清瘦型诗歌，与之相对的是富贵型诗歌，深入研究“晚唐体”，能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新思路。从现有材料看，富贵型诗歌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其意象、辞藻皆带富贵气。而清瘦型诗歌大致是从六朝以来隐逸之士全面介入诗歌创作开始逐步生成，如陶渊明《有会而作》《咏贫士》诸作，无论意境还是语辞，皆有清淡寒蹙之意。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开始初步形成清瘦与富贵两类诗歌对立互补的格局。清瘦之诗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开始，一路经大历十才子，到姚贾及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中晚唐宗贾诗人，格局越来越逼仄，景物越来越细碎，意象营造和风格追求越来越走向清淡和寒瘦，甚至枯寂。富贵之诗从李白开始，经李贺、韩愈、李商隐、杜牧、韩偓等一路向前，虽路径不同，但或辞藻丰赡，或意境瑰丽，总体带有较为明显的富丽之气。进入宋代，“西昆体”承商隐衣钵，“江西诗派”“脱胎换骨”之法亦使诗歌辞藻丰赡，而显学问之富丽，“晚唐体”则意境和语辞皆清冷寒瘦，“吟边莫问红尘事，只住茅茨亦自清”（薛嵎《闲居言怀》），“稍觉道心胜，渐至诗脾清”（罗与之《玉梁道中杂咏》），“斜阳照孤影，诗骨瘦崚嶒”（戴复古《山中少憩》）。

可见作为清瘦型诗歌的代表，“晚唐体”本身也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漫长的发展脉络，而且在唐宋两代基本与富贵型诗歌各占诗坛半壁江山，前赴后继，互相补充。

（摘编自王胜明《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