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一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评弹在上海的落户和_______

①评弹在进入上海之前，主要演出在江南城镇和乡下茶馆书场，艺人们拜师学唱，背行囊，走官塘，闯江湖，在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往往以演长篇的“评话”形式出演。艺人上一码头，听客早已准备入座，一个长篇一天一回或数回连续说完，就“剪书”回程。所以俗曰“说书”。另有一种“弹词”，以弹唱为主。二者结合，便称“评弹”。

②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文化环境极为开放，大量苏州地区的文人来到上海租界办报创刊，卖文为生，在一个繁荣商业社会里很快形成了多元博采的商业文化。苏州评弹艺人纷纷闯入上海，沪上顿时书场密布。加上太平军之乱使苏州和江南商人平民大批迁往上海租界避难，上海一时江浙移民大增，上海城内本地居民也热衷苏州文化，评弹便在上海遍地开花。据1910年《申报》记载：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发展时期，三、四马路、大兴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同时，苏滩、申曲、绍兴戏……纷纷拥入上海，以至当时的京戏和昆曲，也必须在上海滩上唱红才算名角。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海派文艺已趋十分强盛。评弹名家都聚集在上海竞相献艺，吴侬软语的声韵深深打动了听客的心。至此，不能到上海来站稳脚跟的响档，就不能称响档了。

③这时候的上海各种戏曲的演出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逐步走向融入西方元素的近代化。上海书场可以男女平坐书场听书，正当苏州地区还在大禁男女同台演唱之时，上海破例成立了男女同演的评弹社团。男女双档的演出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使刚柔相济的评弹更加受到市民欢迎。上海租界的宽容和自由，加速了评弹中心向上海转移。互相的平等而激烈竞争也快速地优胜劣汰，评弹的演唱水平得到快速提高，这自然使得在上海说书的评弹艺人成为业界精英。

④上海的文化娱乐场所也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不断创新。一批新型专业书场在三十年代中叶涌现了，顺从听客的需要，原来的每场一挡书变成每场三、四档书，还注重内容长短文武悲喜的搭配，并且舞台也进行了革新，加入了灯光、音响等现代化设备。上海当时出现了一批容纳各种曲艺表演的“游乐场”，各游乐场纷纷与评弹名家响档高薪签约，培植自己的评弹艺人势力也是游乐场老板吸引游客观众的手段之一，与当代签约歌舞演出团体是一样的意思。大世界的茶厅书场，新世界的雅聚厅书场，云外楼的屋顶花园书场纷纷开张，连仙乐斯、米高美这样比较西式的夜总会，也是晚间做舞厅，下午做起了书场，可见书场在当时的流行。这些书场座位宽敞，一人一椅，还供应各种小吃，夏季装有电扇，闲适怡情。

⑤评弹听众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原先的底层市民外，文人雅士、洋行买办、写字间先生、青年学生都成了评弹的“粉丝”。一些知识精英参与到评弹创作中来，把新出的时尚小说迅速转写成优美的评弹唱本，这与昆曲在明清的际遇是一样的。并且这些文人还成了最牢固的票友和最给力的曲评家，为评弹艺术和评弹名角大唱赞歌。

⑥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艺术氛围推动了评弹在表演艺术上的创新。评弹一方面受到其他剧种的启发，一方面也是与大都市文化融合的需要，变得更加新鲜活跃，从内容到唱腔到台风，都迎合了新观众的需求，得到了提升。在剧目上他们迅速吸收反映海派市民文化的内容，比如《秋海棠》《啼笑因缘》那样的长篇小说在上海刚刚发行，评弹艺人或约请文化人士立即将它改编成长篇评弹，精制“弹词开篇”，可谓领风气之先。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们则吸收了电影、话剧等现代表演手法，紧跟潮流，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超级in。上海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促使说书先生情绪昂扬，听众轰动，说书便会临场发挥、噱头连连，观众则又如痴如醉，游乐场书场成为市民迷恋的流连忘返的笑舞台。

（选自钱乃荣《上海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