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轼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屡次遭受贬谪，流离失所，甚至穷愁潦倒，但我们见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豪放的苏轼，一个超然于大地、飘浮于半空、豪情万丈的苏轼。

中国封建历史上，儒学之士常常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但遭弃用，受贬谪，时时干扰着他们匡扶社稷的美梦。苏轼好佛，但他没有因佛教的思想而否定人生：苏轼饱读儒家经典，但他没有因宦海沉浮而自怨自艾（妄自菲薄）走向堕落；苏轼喜好道家思想，但他没有因此看破红尘而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因此苏轼不像有些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青年，仕途失意便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弥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而是“澄怀观道”，以求对生活更深的理解，总是让自己不断地发展进步。

在剥离的愿望中，陈忠实认识到必须写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才能在文学上确立自己，这时，各种新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萦绕心头，作家倍感困惑，又倍感启发。陈忠实最终发现，不是作家先 弄出一个 的结构来，而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描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自然就出现了。恰巧此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他相信，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是以理念支撑为主，而一旦结构形成，就会决定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内核。如果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冲击，（    ）。陈忠实感到自己终于从侍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中剥离出来，仿佛悟得天机， 。多年以后，作家回忆往事，认为自己就是在1985年开始重建自我，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表述的。

陈忠实后来寻找到了什么是 的 ，1992年开始在《当代》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学经典，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也随之奠定。此后，功名成就的作家继续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