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被誉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乙）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丙）这些道学家常要用诗体来讲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更觉得内容受了诗律的限制，就进一步的散文化。他们写出来的不仅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例如徐积那首近两千字的《大河》。

四十多年前,在贵州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曾经着两个年长的朋友匆匆到过一趟昆明,事后却没有对这个毗邻省份留下任何印象,到了现在,我对这个“彩云之南”的历史知识,依然流乏得很。云南遗存历史资料不足,一方面因然由于① ,(不免/难免)受了历史记载的冷落。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原本就只关注汉族中心区域的朝代更叠、风云变幻,常常并不很留意隔山限水的边,所以在常见历史文献中,这一区域的记载总是显得支离破碎。特别是那些非汉族人的生活世界,除了好奇或者猎奇的“采风者”,或者奉命视边疆的官吏,偶尔写一些“行词”,画一些“变夷图”之外,很少有人真的对它做过深入(考查/考察)和仔细描述。

可是随着西风东渐,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洋和东洋的学者纷至香来,对中国学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中心)与传统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他们不仅对“中心”的汉族中国有别出心的解释,也对“边缘”的满蒙回藏鲜、苗体壮都兴趣盎然;虽然对“主流”的儒家一如继往地研究,但对“支脉”佛教,道教,三夷教、天主教更有巨大的热情；② 。这种对于“边缘”“支脉和“下层”的研究,特别表现在宗教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