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并且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副产品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经营地主注意改善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但本人“纤啬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饱立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近代早期，英国部分乡绅为了追逐利润，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农场或牧场的形式精心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中有些乡绅不满足自有地产的经营，还大量租地经营，成为租地农场主的一部分。14世纪末，英国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这为拥有自营地的乡绅和乡绅农场主雇工经营创造了条件，圈地运动造成的大量缺少或没有土地的农民，也为农场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租地农场对雇佣劳动的使用相当严厉以至于近似榨取。乡绅阶层中的大多数与市场紧密联系，他们不但经营地产，而且积极投身于商业活动，他们依照市场价格的涨落及时调节生产，知晓何时种植生产何物最为赢利，乡绅还采用轮换耕种制度或者牧耕农业来提升经济效益。

    ——摘编自李璐《浅析16—18世纪乡绅与英国农业经营方式革新》

   材料：周秦以来，中国形成了自创一格的“中华法系”，成为公认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历史的推移和王朝的更迭中，法制虽代有损益，但“诸法合体”“政刑不分”的旧法律结构形式却始终未变。自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有了新律之萌芽。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新政开场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三疏”中率先提出修订新律。1902年，清政府正式派沈家本、伍廷芳二人兼取中西，修订法律。1903年，设修订法律大臣，以“务期中外通行”为修律原则，参照古今，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互考证”制定中国新法。1910年，清政府删改《大清律历史》，改革“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结构，又根据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试行“政刑”分离，司法独立，中国之司法、行政分立自此而始。虽然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观念旧势力的抵制，但是它提出的许多刑名至今仍被沿用，其中体现的近代法律精神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