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1921年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会议，后来又转移到渐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摘编自徐云根《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之际》

材料二 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行事的错误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会议将原先占据上风的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因此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摘编自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决择》

材料三 新的形势下，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面对两种道路之选择，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去争取建设新国家的前途，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新独裁统治，实行民主革命，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摘编自拓泓舟《论中共七大建设新中国的思想》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运动，情况很相似，但影响截然不同。前一个运动是因为要和日本签“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澎地区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工厂等等。后一个运动针对的是巴黎和约，对中国的伤害只是一个胶东半岛从德国人手里特租给日本人的问题。但由于在后一场运动中，以学生、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广泛地参与其中，引发了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形成了极大的声势，最终迫使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前一个运动几乎没有在全国发生广泛的反响，政府也没有理会少数官员士绅的申诉要求，条约照签无误。

——摘编自杨奎松：《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

材料一 历史学家100年来不停地争论这场战争，无法确认数百万年轻人涌向凡尔登、索姆河厮杀，意义究竟何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后，撰文批判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认为它的不公正激化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

——摘编自周健工《战后百年》

材料二 战时的合作将人类空前地动员起来，摈弃战前社会制度水大不容的观念和政策，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国家和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国际大联合，共同4完成了打败法西斯任务的同时，也孕育、萌生了国际社会文明互动的曙光。

——摘编自朱大伟《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启动》

材料三 这是一场两种文明之争，两种领导权之争，两种经济模式之争。40余年的竞争中，双方好比两个重量级的摔跤手在进行一场消耗战，相互抓着被此的衣服，既不能挣脱，也不能摔倒对方。在经历过最危险的核试验阶段之后，他们不希望一个小小的误判造成人类的灭亡，于是双方都做出一些让步，缔结了一系列有关核武器的条约，国际关系的缓和时期到来。

——摘编自[英]安德鲁·玛尔《BBC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