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中国文学经典之“道”观

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其经典作品的确立是一个动态衍变的历程，然而透视经典生成和变化的历史痕迹，不难发现总有一些潜在的内核在这种变化中化为一种准则与范式，这就是文学经典之“道”，犹如自然之道，万物之母。正因为有了文学经典之“道”的潜移默化、导向与规范，所以至今很多经典能够穿越时空依旧存在。中国文学经典之“道”实际就是内化于中国人心中的儒、道性根源。

传统的儒家之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文人有了入仕、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理念使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很多爱国题材的作品，并一直被誉为经典，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又如讲述英雄造反起义的轰轰烈烈故事的《水浒传》，其内核也都是塑造、歌颂忠君爱民之事，“替天行道”的梁山宗旨、招安思报效朝廷的思想最终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传统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文人可以远离庙堂而退隐山林，回归自然，这为中国文人在精神上提供了可以喘息、聊以安身的家园。入仕之不得，壮志之未酬，尚能在自然界中找到生息之处，获得精神的寄托与愉悦。所以导致中国文人注重对自然山水风光的描写，出现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王维的《山居秋暝》等，然而这些对自然的优美描写之中却也隐含了归隐之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与苦闷。

无论是儒家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重个体自由理想、精神超越，重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对历来的文人在建构审美人格境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审美人格理想与境界的追求，逐渐成为文学经典审美理想与境界的追求，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文学经典这种审美意识成为沉淀在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甚至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传统的无意识。这些审美意识的积淀，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立意、构思、用语、用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接受与评判意义非凡，这种审美意识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重“品”情结。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完美的人格，表现积极乐观的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其次是重“情”的追求。对情感的审美与追求，包含了对人伦之情与对自然之情的理解与追求。这种尺度就是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它自动履行起评定经典裁判的职责。这种尺度动态地平衡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那些在这种尺度之下建构起来的、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情感，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得到读者的认同并产生心理与情感共鸣的作品，最终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作品。

(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其标准是在一些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来的。

B．中国古代文人在建构审美人格境界上，主要深受儒家行仁、和谐等思想和道家追求自由、追求心灵与大自然和谐等思想的影响。

C．文学经典审美理想与境界的追求在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后，便形成了中国文人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和华夏文化传统中的无意识。

D．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评判都有着一个潜在的尺度，对情感的审美追求便是读者认同作品和评定经典的一个重要条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有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画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画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依据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的二里岗文化的考古挖掘中发现的骨上的文字，考古学家作出判定，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

B．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而画在易于腐烂的东西上的文字，就无法保存。

C．大汶口文化中大都出自墓葬的刻有符号的十六件陶尊和残器片，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中透露出原始文字的信息。

D．考古工作者研究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之前的不同时期陶片上的刻画记号，因为弄清这些记号的年代，就能弄清汉字的起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日常生活的“艺术化”
一说到审美，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个人之外的对象世界，因为人是审美的主体，只有个人之外的对象世界才能和人发生审美关系，这是传统艺术观念给人的误导。一些美学观念认为艺术是审美的半壁江山，因而艺术创造成了艺术家的专利，观众只是被动地接受艺术家的审美创造和恩赐，只有艺术家才是审美的追求者和发现者，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只是审美创造彼岸的观者和受众，这是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审美的严重误解。我们要突破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惯性认识，其实审美就发生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审美境域主要是人对自己的审美关系，人以审美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全部生活，审美成为人自身的基本生活方式，是人全部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一种对自我审美意境的追求、建构和体验之中。也只有进入了这种审美状态，人才获得了本真的自我，审美境域成为现实的个人存在以及持续的动力与源泉，因而审美成为现实生活的一个基本核心和宗旨：人，审美地生活着。
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境域比较起来，艺术仅仅是审美视野中非常渺小的一个领域。只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审美境域往往习焉不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审美境域首先表现在人的物质生活层面的美化上，人们要美化自己和生存空间：美容美发、美食美居，力求把自己的自然形体和日常生活世界都提升到审美的境界，这是静态的审美追求；动态的审美追求就是人在自己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中都讲究气质风度、风流潇洒；再大到整个人格的个性风采、神秘浪漫，总体生活历程的戏剧意味、传奇色彩以及日常语汇中追求的生活“滋味、情调”，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审美追求和意境建构。
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境域建构还表现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人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工作，一旦陷入了僵化和枯燥状态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能不能艺术一点儿”， 人们有时候还说政治是一门艺术，领导组织工作要讲究艺术。在很多技术实践了一定阶段之后，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时期，人们最后都要讲求进入“艺术化”的境界。《庄子·内篇·养生主》中讲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个日常体力劳作者达到审美境界的例子，包括“熟能生巧”等，人在追求整个人生乃至全部日常世界时都要“艺术化”，这种“艺术化”的诉求，就是日常生活世界中非艺术领域的审美境域建构。李泽厚先生强调人的实践活动需要把握一个“度”，我认为这个“度”也就是日常生活世界中所说的“艺术”，这个“度”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人把握到这个“度”的刹那产生的体验就是审美。
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之中，诗书画印、钢琴、油画这些高雅和精英品类才是纯粹的艺术，是审美眼光聚焦的对象，工艺装饰、民歌等则都是边缘化的、不纯粹的艺术。其实如果用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境域建构眼光来观照，正是这些介于实用与艺术之间的门类，包括流行音乐、民间舞蹈、戏曲影视等，才是日常生活世界审美境域建构的纯艺术。民间的原生态艺术、实用艺术，大众普及，通俗流行，围绕着现实的个人，成了建构日常生活审美境域的外在艺术主体。而所谓纯粹艺术，在被精英化、经典化之后孤立提纯出来，成为少数人从事的“崇高事业”，反而脱离了原生土壤，游离出日常生活世界，甚至被塞进了许多非艺术的内容而成为工具，沦落为理性的奴隶。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向度是审美的，人生最后的高妙境界都是要把握好一个“度”，经由此“度”，人的整个生活才进入艺术的境界和审美的境域。
(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传统的艺术观念里，艺术创造是艺术家的专利；而在作者的观念中，审美就发生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B．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能够把油从铜钱眼里注入葫芦而铜钱不湿，这就是体力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达到的一种审美境界。

C．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达到了文中所说的“人生最后的高妙境界”。

D．有些所谓纯粹艺术在被精英化、经典化之后沦落为工具和理性的奴隶，从而导致脱离了原生土壤，游离出日常生活世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C．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D．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資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两不仅局限于艺水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視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遺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規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传统表演艺术源自生活，使其“雅化”意味着脱离原生的环境，很难获得成功。

B．民间各种自发的载歌载舞活动都是传统表演艺术的一部分，有很强的民俗色彩。

C．传统表演艺术依赖动态展示以呈现艺术内蕴，将其物质载体作固态展示则没有价值。

D．活态保护致力于保护传统表演艺术的活力，看重人的因素在项目传承中的作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社会传播过程要求至少有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种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作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很快就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啦？”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者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用自己的语言简要概括选文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