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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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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顾炎武之所以不顾家庭，离家出游，固然有躲避豪绅陷害、以游为隐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实现他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的理想。

B．顾炎武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沿途考察人文地理，验证文献记载，搜集著述材料，把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结合在一起，大大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

C．顾炎武南北往返，在二三万里的旅途中，览书万余卷，写成《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著作，终成一代大家。

D．顾炎武足迹半天下，广交贤豪长者，又在《广师》中对十位“同学之士”推崇备至。他的弟子潘耒称赞他，天下无贤不肖，无不知道顾炎武为通儒。

E. 顾炎武一生奔走，始终以豪杰自视，虽没有完全实现他“救民水火”“兴太平之事”的雄心壮志，但唯其如此，才成就了他的著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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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

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无数闪光灯照亮了王小谟，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成绩更是被人们反复传诵——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媒体赋予他诸多头衔——“中国预警机之父”、著名雷达专家等。然而，近些年来，王小谟倒是经常放出些“得罪人”的话，甚至会因为“有个性”“直爽”惹来一些“争议”。几年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中，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小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克服在科学研究上的浮躁情绪，切勿追求短期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王小谟当时话锋直指科技体制，称“要从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才能推动科研健康发展”。

在两院院士中，就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也不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但王小谟的履职方式却颇具个性。至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只在科技领域谏言不同，这位“学问最高的代表群体”中的一员，还会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颇有“个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十几年前的一次两会上，王小谟揪住“两院”报告就是一连串的问责，他称报告里面列举出很多数字，说明“两院”做了很多工作，具有说服力，但是，“要做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王小谟发言道，对于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要加大审理透明度和报道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并受到警示教育。当然，这样的“敢言”和“个性”，也让王小谟尝到舆论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有人看到，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

王小谟选择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想要属于科学的答案却从不愿意随波逐流。

1987年5月，当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直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雷达防空网后，苏联被吓倒了，中国同样震惊了。低空防御雷达成了一个必须拿下的科技。那时，已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的王小谟跃跃欲试。然而，国家并没有把低空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38所。王小谟没有就此放弃。“不让我们做，我们针对国外出口行不行？”看似不合组织口味的这一招，却用成果打败了美国、俄罗斯的雷达，并以国际价格卖给了不少对技术要求很“刁”的国家。王小谟和其团队也因此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2年，王小谟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微笑着和他们握手。

王小谟总是对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位曾经的中国预警机系统总设计师，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有望！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删改)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王小谟是中国国产预警机的研制者，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被媒体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然而，他因“有个性”经常得罪人。

B．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飞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雷达防空网，此事坚定了王小谟向低空防御方面探索的决心。

C．王小谟独自开发研制的预警机曾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准确地飞过了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国预警机首次公开亮相。

D．王小谟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时，积极主动研制低空防御雷达，并以高价把雷达卖给了国外对技术要求很高的国家。

E．本文撷取王小谟人生的若干片段，叙述了他献身科技、关心国事、关爱青年的事迹，表现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热爱祖国的伟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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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
记者：您从小进的启明女校、振华女校，长大后上的清华大学、牛津大学，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秉持的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我认为，“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在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从不训示我们该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爸爸在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时，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他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既佩服又好奇，向他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有空时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读书的样子，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
我在启明女校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我从报上读到过一则故事：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孩子。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他问小孩子签名干什么，小孩子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记者：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但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却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送给在婚姻中备受困扰的现代人？
杨绛：这对我来说，只是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爱我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而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一点和我的志趣相同。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他对我的鼓励都很大，这也是爱情的基础。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可以送给现代人。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以及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才能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是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记者：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值得依靠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不被人摧毁反而越来越优秀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值得依靠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就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历，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要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那种困苦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我写喜剧，以笑声来做倔强的抗议。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支撑我驱散恐惧、忍受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记者：……期颐之年，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
杨绛：……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杨绛认为“好的教育”可以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引导人们好学，好读书，读好书，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在这方面，言传和身教同等重要。

B．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志同道合，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但她的爱有点盲目，即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也不感觉委屈，愿为钱锺书牺牲自己。

C．对于时代，杨绛自称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可以送给现代人。这说明她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D．即使在艰难忧患中杨绛先生依然坚信，能创造出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不会泯灭人性，不会就此沉沦。

E. “坐在人生的边上”内涵丰富，言外之意是杨绛先生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但她坦然面对死亡，以平静的心态“准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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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 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这句话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形象地揭示了巴金勇于正视自己、解剖自己的精神。

B．1958年，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这说明巴金的作品绝大多数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但是极少数不能符合时代潮流因而被否定。

C．巴金也曾“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但正因为他不断忏悔，所以才具有最感人的人格魅力。

D．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E．巴金的《随想录》故意写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等，这是不可取的，因而这部作品受到很多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