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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你心目中的袁隆平是怎样的形象？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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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文（1924—2012），中国古建筑学家。下面是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在罗哲文先生生前对他的访谈节选。
主持人：在您选择职业的年代，建筑学可算是一种不入流的行当，您为什么选择了学习建筑学？
罗哲文：从我当年进入营造学社学习建筑到现在，按一般老百姓的话，可以说我和建筑学有缘分，或者说这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说偶然，是因为抗战时期，营造学社迁到了我的老家四川宜宾，要是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做这个工作了。说必然，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做手工，我还很喜欢工艺、画画什么的。
主持人：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是您的老师，您现在所从事的古建筑保护研究，有哪些观念是梁先生带给您的？
罗哲文：他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新建筑要“中而新”，就是说既要中国式又要有新创造。他这个观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我现在也在宣传，新建筑一定要中国式，要体现中国古建筑的优秀传统，同时也一定要有创新。梁思成先生临终前嘱托我“文物保护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重托我一直记在心里，永远也不敢忘掉。
主持人：2003年，您在80岁高龄的时候穿越了罗布泊。很多人都说，您是穿越罗布泊年龄最大的人。您为什么要在这样的高龄做这样的事？
罗哲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考察和寻访汉长城。几十年前，我刚接触到长城的时候，看到一些关于长城的书，其中一本写了从玉门关到库尔勒的这段长城，并说这段长城跟玉门关以东的长城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想亲自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考察这段长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罗哲文：这段长城对研究整个长城来说太重要了，绝对不能缺了这一块儿。过去曾经有个错误的说法，认为长城是防御扰掠的，目的在于封闭，但我认为长城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见证。汉武帝的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时的长城就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所以到了新疆库尔勒以西，城墙就没有了，修建了一个一个烽火台。当时丝绸之路上荒无人烟，来往的商旅不可能带够整个行程的粮食。此外还有马匹的问题，到了烽火台，商旅可以补充粮食，更换交通工具。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您跟长城打交道有多少年了？一共去过长城多少次？
罗哲文：我跟长城打交道快60年了。像八达岭、山海关，去的次数都记不清了，可能有一百次以上了。
主持人：实地考察中，您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罗哲文：遇到的太多了。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去考察长城，那儿有个地方非常危险，人很难攀上去，我上去的时候还背着相机，结果脚下一滑，差一点摔下去没命了。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都称您是中国古建筑方面的一代大师了。
罗哲文：这个我不敢当，不能说是古建筑大师，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自己就是沧海一粟，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主持人：对于年轻一代从事古建筑保护的人，您觉得他们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罗哲文：我觉得基本技术一定要学到。搞建筑首先你要画出图来，所以画图功夫一定得有。写文章介绍建筑的结构，你得有基本勘察文献的能力。当时我们做研究，从哪一本书上看到可以引下来的资料，都必须要查原书，不能不经考证就用。像这种基本功年轻人要学，不能偷巧。必须认真，首先要把基本技能、基本理论学好。
主持人：在古建筑保护中，您最担心、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
罗哲文：最担心的就是技术的传承，特别是工艺的传承。我认为工匠特别重要，没有工匠不行。另外就是材料，可是现在很多人忽略了这一块儿，很多工艺失传了。
主持人：您搞了一辈子古建筑研究，在您看来，建筑是什么？
罗哲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外国人管它叫石头的史书，我说是木石的史书。中国建筑跟外国的还不一样，外国的建筑主要是石头，我们中国主要是木建的，所以是木石的史书，是一个综合的艺术，是历史的见证。历史有两个历史，一个是文字的历史，还有一个是实物的历史。缺少了实物，就没有东西验证文字的历史了。所以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历史的见证。
（选自《大家》，商务印书馆，2005年，有删改)
访谈呈现了一代大师罗哲文先生怎样的形象？请结合全文逐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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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与他的《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出生于1909年，四川内江人，年轻时受大革命影响，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1934年担任《大公报》记者，代表作有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这些通讯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为后人赞誉。
范长江和《中国的西北角》的故事要从1935年说起，当时26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他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只身赴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他一路采访，途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和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范长江在采访活动中，不畏艰险，穿过罕无人迹的原始森林，翻越空气稀薄的雪山。历时10个月，行程4000公里，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写的报道红军长征的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最早见诸《大公报》上。另一篇更重要的通讯《***过甘入陕之经过》，刊发于1935年11月23日的《大公报》上。范长江发的是纪行连载通讯，更能满足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红军长征北上情况的愿望，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
周恩来称赞范长江的通讯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胡愈之赞誉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范长江的西北纪行除了在《大公报》上连载外，据说还在海外《救国时报》上刊发过。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他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1937年2月14日，回到报社后，他立即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次日发他关于西北的报道。胡政之权衡再三，答应了范长江的要求。次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上他绝口不提在西安的经历。《大公报》则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
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看了范长江的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大公报》从2月17日起，又连续刊登范长江的《宁夏进入记》等三万多字的通讯。特别是相继发表的《陕北之行》，较详细地记述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历程，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记述了陕北苏区见闻以及与***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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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范长江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授的答案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作为一位新闻记者，文本中范长江表现出了怎样的素养？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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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乔治·桑

雨 果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之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拖。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救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与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明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戴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杀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注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业，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和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有删改）

雨果认为“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请根据文章内容分析雨果这样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