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　　夜

[唐]来鹄^①

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

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

元　　日

[宋]王安石^②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③。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赵贞吉，字孟静，内江人。六岁日诵书一卷。及长，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学。举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方士初进用，贞吉请求真儒赞大业。执政不怿，因请急归。还朝迁中允，掌司业事。

俺答薄都城，谩书求贡。诏百官廷议，贞吉奋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许贡则必入城，倘要索无已，奈何？”徐阶曰：“君必有良策。”贞吉曰：“为今之计，请至尊速御正殿，下诏引咎。录周尚文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退敌易易耳。”时帝遣中使廷臣，日中莫发一语；闻贞吉言，心壮之。谕严嵩曰：“贞吉言是，第不当及周尚文、沈束事耳。”立擢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奉敕宣谕诸军。给白金五万两，听随宜劳赏。初，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至，贞吉复叱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战，以轻其权，且不与一卒护行。时敌骑充斥，贞吉驰入诸将营，散金犒士，宣谕德意，明日即复命。

隆庆初，起礼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贞吉年逾六十，而议论侃直，进止有仪，帝深注意焉。三年秋，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贞吉入谢，奏：“朝纲边务一切废弛，臣欲捐躯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会寇入大同，总兵官赵岢失事，总督陈其学反以捷闻，为御史燕如宦所发。贞吉欲置重罚，兵部尚书霍冀仅议贬秩。贞吉与同官争不得，因上言：“边帅失律，祖宗法具在，今当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论何？臣老矣，效忠无术，乞赐罢。”不许。初给事中杨镕劾冀贪庸帝已留冀冀以镕贞吉乡人疑出贞吉意疏辩乞罢且诋贞吉。贞吉亦疏辩求去。诏留贞吉，褫冀官。

贞吉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迕。万历十年卒，赠少保，谥文肃。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八十一》)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数千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获得新生。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自身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有所认识。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并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的，而是着眼于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则认为取火方法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发明的。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投向天庭，中国人则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有的甚至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其智慧大都是关于人生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和效仿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寻求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既然中华民族的先民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庄子热爱个体生命，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抱着爱惜态度。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庄子更重视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积极意义，可以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又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三是既重视群体又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祸患而绝不讳疾忌医。今天，西方文化依然风靡全球并对其他文化强势入侵，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同时，更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莫砺锋《以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灵》，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尤其是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将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惊世骇俗，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所做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北大学术上的争论颇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不为自己置一物，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刘继兴《兼容并包　雅量似海：一代人师蔡元培》)

我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一定要使它的根稳固；想要使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因此，厚积道德仁义，一定会让国家安定。树木长得高是因为树根稳固，泉水流得远是因为源泉深，道德不厚实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最愚昧无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您这明智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