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 园 春

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辛弃疾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何远字义方，东海郯人也。武帝^①践阼，为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远与恢素善，在府尽其志力，知无不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迁武昌太守。远本倜傥，尚轻侠。至是乃杜绝交游，馈遗秋毫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民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摙水还之迹虽似伪而能委曲用意。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然性刚严，吏民多以细事受鞭罚，遂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后为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民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皆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

自县为近畿^②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经寇抄，远尽心绥理，复著名迹。期年，迁树功将军、始兴内史。时泉陵侯朗为桂州，缘道多剽掠，入始兴界，草木无所犯。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奉钱，并无所取，岁暮择民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

而性果断，民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表言政状，帝每优诏答焉。迁东阳太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远性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所会遇，未尝以颜色下人。是以多为俗士所疾恶。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士类益以此多之。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

（节选自《南史•列传第六十·何远传》有删改）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色，有时通过“天人合一”的命题表述出来。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与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看，我们应当大胆肯定。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是正确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恩格斯对自然和精神的统一问题，有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他还说：“自然界和精神是统一的。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和精神统一问题的丰富内涵。根据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考察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不难看出，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合理性。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自然环境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需求。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环境被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着防患于未然的重大现实意义。

（摘编自张岱年等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

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在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裁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