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汉儒，开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入为户部主事。疏陈减织造、裁冒滥诸事。且曰：“迩来九阍三殿间，惟闻纵酒、淫刑、黩货。时事可忧，不止国计日绌已也。”不报。朝鲜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饷务。

寻迁山东佥事，进副使，历湖广左右布政使，所在有声。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帝赐福王庄田责湖广四千四百余顷汉儒以无所得田请岁输万金代租不听楚宗五十余人，讦假王事获罪，囚十载，汉儒力言，王，假也，请释系者。又为满朝荐、卞孔时等乞宥。俱不报。忧归。

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辽阳失，简精卒二千入卫，诏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协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书。时辽地尽亡，汉儒请逮治诸降将刘世勋等二十九人家属，立诛逃将蔡汝贤等，报可。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诳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汉儒言文龙计画疏，虚声未可长恃；又请诛逃将管大籓、张思任、孟淑孔等，语甚切。帝命逮治思任等，而大籓卒置不问。诸镇援辽军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汉儒请捕获立诛，同伍相擒捕者重赏；且给饷以时，则逃者自少。帝亦嘉纳。

奄人王体乾、宋晋、魏忠贤等十二人有旧劳，命所荫锦衣官皆予世袭。汉儒据祖制力争，帝不从。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等合疏谏，给事中硃大典、周之纲，御史宋师襄、胡良机特疏继之，卒不纳。汉儒旋以母丧归。后忠贤大横，汉儒服阕，遂不召。追叙甘肃功，即家进太子太保，廕子锦衣百户。卒赠少保，谥肃敏。

（选自《明史·董汉儒传》）

一辆汽车在花园里柏油路上停住了，当差高升抢前去开了车门。杜竹斋匆匆地钻出车厢来，抬头看着当阶而立的吴荪甫，就皱了眉尖摇头。这是一个严重的表示。吴荪甫的脸孔变成了紫酱色，却勉强微笑。

“真是作怪！几乎涨停板了！”

杜竹斋走上石阶来，气吁吁地说，拿着雪白的麻纱手帕不住地在脸上揩抹。

吴荪甫只是皱了眉头微笑，一句话也不说。他对杜竹斋看了一眼，就回身进客厅去，蓦地放下脸色来，对费小胡子说道：

“什么镇上太平不太平，我不要听！厂，铺子，都是我开办的，我要收歇，就一定得收！我不是慈善家，镇上市面好或是不好，我就管不了——不问是省里或县里来找我说，我的回答就只有这几句话！”

“可不是！我也那么对他们说过来呀！然而，他们——三先生！——”

吴荪甫听得不耐烦到了极点，忽地转为狞笑，打断了费小胡子的话：

他们那一套门面话我知道！晓生，你还没报告我们放出去的款子这回端阳节收起了多少。上次你不是说过六成是有把握的么？我算来应该不止六成！究竟收起了多少！你都带了来么？”

“没有。镇上也是把端阳节的账展期到中秋了。”

“哼！什么话！”

吴荪甫勃然怒叫起来了。这又是他万万料不到的打击！虽说总共不过七八万的数目，可是他目前正当需要现款的时候，七八万圆能够做许多事呀！他虎起了脸，踱了几步，看看那位坐在沙发里吸鼻烟的杜竹斋。于是公债又几乎涨停板的消息蓦地又闯进了吴荪甫的气胀了的头脑，他心里阴暗起来了。

杜竹斋两个鼻孔里都吸满了鼻烟，正闭了眼睛，张大着嘴，等候打喷嚏。

“要是三先生马上把各店收歇，连通源钱庄也收了，那么，就到了中秋节，也收不回我们的款子。”

费小胡子走前一步，轻声地说。吴荪甫耸耸肩膀，过一会儿，他像吐弃了什么似的，笑了笑说道：

“呵！到中秋节么？到那时候，也许我不必提那注钱到上海来了！”

“那么，三先生就怕眼前镇上还有危险罢？刚才（吴）为成兄的一番话，也未免过分一点儿。——省里当真在抽调得力的军队来围剿。现在省里县里都请三先生顾全镇上的市面，到底是三先生的家乡，况且收了铺子和厂房，也未必抽得出现款来，三先生还是卖一个面子，等过了中秋再说。宏昌当是烧了，那就又当别论。”

费小胡子看来机会已到，就把自己早就想好的主意说了出来，一对眼睛不住地转动。

吴荪甫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转身就坐在一张椅子里。他现在看明白了：家乡的匪祸不但使他损失了五六万，还压住了他的两个五六万，不能抽到手头来应用。他稍稍感到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了。但一转念，他又以为那是因为远在乡村，而且不是他自己的权力所能完全支配的军队的事，要是他亲手管理的企业，那就向来指挥如意。他的益中信托公司现在已经很有计画地进行；陈君宜的绸厂就要转移到他们的手里，还有许多小工业也将归益中公司去办理。

这么想着的吴荪甫便用爽利果决的口气对费小胡子下了命令：

“晓生，你的话也还不错；我总得对家乡尽点义务。中秋以前，除了宏昌当无法继续营业，其余的厂房和铺子，我就一力维持。可是你得和镇上的那个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

费小胡子恭恭敬敬接连答应了几个“是”，眼睛看在地下。

（节选自茅盾《子夜》）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楼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辨》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

材料一：

调查中，847%的受访者感觉自己信用良好，10．4%的受访者感觉不太好，5．0%的受访者不清楚。徐潇然的信用卡额度一直在涨，“这肯定和良好的个人信用有关系，申请其他银行的信用卡也很方便”。黄小陆说，以后买房买车等肯定会跟个人信用挂钩，所以现在要打好基础。而且，良好的个人信用会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些便利。比如在淘宝上租用设备，如果芝麻信用分数超过一定数额，证明你信用等级高，就不用交押金，很方便。63．1%的受访者享受过良好信用给生活带来的便利，27．6%的受访者没享受过，9．3%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朱巍说，目前社会在发展，个人信用的应用越来越多。以共享单车为例，个人信用好，骑车可以不用交押金。网络直播也是，网信办发布的直播新规里，也提到了要建立个人信用体系，维持良好信用。“各行各业都在强调个人信用，以后也会继续发展下去”。

（摘编自2017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纵观这十多年来，无论是行业信用建设、地方信用建设还是征信市场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形成，整个社会“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日渐浓郁。信用建设的整体推进固然令人欣慰，然而，阳光下总会出现一些阴影。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当前在不少网络平台，一些商家推出了芝麻信用“刷分”服务，而且，这项服务居然已逐渐形成了发展下线、招收代理的产业链。这无疑逆潮流而动，它本身就是一种作假行为。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大行其道，一些人凭此使自身的信用分值得以提升，个人信用形象不断美化，那么，损害的不仅是相关信用行业的声誉与公信，而且，反过来讲，对于那些诚实守信的公民也不甚公平。

客观而言，维护个人信用没有“捷径”可走，它需要的就是当事者秉持实实在在的姿态，在法规、制度及道德约束范围内，自觉规范自身言行，一点一滴逐渐累积个人信用，以个信财富的日益提升，来获得相应的生产、生活便利。话虽如此，有人偏偏喜欢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想方设法钻空子，期望通过花钱、找关系等非正常手段，漂白、美化个人信用。芝麻信用“刷分”服务及其产业链的形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热衷投机取巧的“客户”似乎不少，信用建设中所面临的补缺堵漏任务依旧繁重。

（摘编自2017年8月18日《上海金融报》）

材料三：

材料四：

信用应用前景光明，但信用风险如影相随。信用的采集依赖个人征信，但征信市场机构林立，在数据归纳、评分体系等方面的标准截然不同，“孤岛”现象严重。比如央行征信主要针对银行信贷业务的统计，芝麻征信依托淘宝、天猫的消费数据，腾讯征信则从QQ和微信用户使用习惯中收集讯息，在各自的信息闭环中，很容易凸显“同人不同信”的问题。甚至，即便在同一平台，信息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也曾饱受质疑，例如，是否因为在婚恋市场存在失信，就可以全盘否定在信贷市场的消费行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明晰。

更令人在意的是，信用分的算法离不开个人数据权利的让渡。征信方希望尽可能多地读取个人信息以“洞察人性”，用户端却小心谨慎地拿捏个人隐私的边界。业界的良心操守固然重要，但制度与技术的双重呵护，才是信用得以纵横市场的倚仗。因此，信用法、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立法研究和信用信息标准的制定，令人期待。

（摘编自2017年7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