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纪之交以来的近二十年间，由于中国电视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板的热潮引起中国电视自主原创节目挤压至角落，中国电视行业创新自主能力明显下降。而《朗读者》坚定不移进行本土原创，打造出了中国电视的独特品牌，走出了中国电视节目奉土化自主创新的成功道路。

中国电视节目的创新不呈现为一种线性状态——从开始径直走向结束，而是呈现为一种循环状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内容与形式加入， 。但是很多电视人却习惯用一种机械进化论的思维去面对创新，经常会有电视人慨叹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代，一些年长的电视人甚至宣称自己已经不会做电视了，理由是他们熟悉的某种电视节目模式已经做到头了，而他们也已经是“ ”了。近年来，( )，特别是在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很多关于“电视将死”的呼声 。在这样令人困惑的氛围中，《朗读者》不信邪、不懈怠，坚持进行新探索，将已有的多种元素进行新的配置，从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模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宣称电视节目终结、电视将死的声音，让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困境中看到了 的前景。

自 咏

白居易

随宜饮食聊充腹，取次衣袭亦暖身。

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

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

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

王珣，字元琳，琅邪临沂人。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温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①。皆难得之才也。”珣转主簿。其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珣悉识其面。从温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中军长史。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谢安既与珣绝婚，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时人希安意，乃出珣为豫章太守，珣不之官。除散骑常侍，不拜。安卒后，珣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帝雅好典籍，珣与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王国宝自媚于会稽，与珣等不协，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为方伯，而委珣尚书令。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隆安初，国宝用事，谋黜旧臣。王恭赴谒帝陵，欲杀国宝，珣止之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发必大失朝野之望非良谋也况拥强兵窃发于京辇劳师动众谁谓非逆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时望除之，亦无忧不济也。”恭乃止。四年，以疾解职。岁余，卒，时年五十二。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也。时事艰难，其崎岖九折，风霜备经，逼于嫌谤，才用不能尽。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王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恸。法护，珣小字也。

（《晋书·王珣传》，有删节）

信封上的大头菜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价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自己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肉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往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茱·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竞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材料一：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摘编自《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6日）

材料二：

下图数据来源：《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问卷调查》

注：1、此处小说指14部长篇武侠小说；2、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

材料三: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摘自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11月13日）

道德的本质不是远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处理现实复杂利益关系中获得正当性；道德的完满也不是不要“得”，而是能够自如地运用符合“德”的方式去“得”，儒家“孝”伦理发展到“德”的阶段，便在个体自身内部完成了“孝”的内化，但这只是抽象地完成。儒家“孝”伦理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而是“外化为他物”。这种现实外化就是“得”，就是使儒家“孝”伦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得”是儒家“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目的。但“得”的实现与获取也不能偏离伦理的逻辑。

在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互相投射，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逻辑结构。

第一，“得”必须有“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孝行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孝子不乏其人，这种认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嘉奖：在物质上能够获得上层的封赏，比如对孝子实行赦免赋税的优惠等；在精神上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孝子们被旌表门闾、载入史书，其而能够因为孝行被选入官。反之，如果有不孝者，则被除名削爵，永世不得续用。

第二，“德”必然能“得”。舜因何能贵为天子，因为舜是大孝之人，德行高远。而且这种大德能使老百姓受益，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大德之人必然会“得”。“德”不以“得”为目的，但“德”却必然有“得”的报答。父子是血亲相连的天伦关系，如果孝敬双亲是为了赢得孝子的美名和求得功利，则损害了亲亲之情，使人失去最基本的情感依托。所以，“得”并非最终目的，只是在进行价值预设时，人们确信孝子必然会得到好的归宿。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德”并非为了“得”；但在客观效果上，“德”却必然“得”。

第三，有“德”就是“得”。孝的根本是对父母的血缘情感的真实流露，而不是出于机心和利益，那种对自然本真的背离会导致孝的矫揉造作。特别是汉代以来，越来越多外在的物质利益附加在孝上面，使孝越来越远离人性的自然。而孝本该是为人子女良善本性的流露和自然天性的表达，有父母可以供养就是福气，就是大“得”。孝是道德的始源，是源自人的真性情。这种发自内心的亲爱父母之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和追思，是儒家“孝”伦理深刻的情感基础。人们为了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不掺杂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

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过程解决的是孝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儒家“孝”伦理逐步形成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王健崭《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鄙人有幸拜访贵府，实乃叨教。华堂新成，蓬荜生辉。弄瓦之庆，可喜可贺。小弟欣闻新居皆由赵兄亲自设计，让人感觉不得了!小弟不才，特献上墨宝一幅，笔法拙劣，犹望赵兄赵嫂笑纳。

弟××

2018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