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人，遇上急事可能会闯红灯，但若在开车，再着急往往也能遵规守矩；同一个人，在绿皮火车里会 ，但在高铁上却能全程禁烟。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也不同。这启示我们：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文明是管出来的。因此在权利与义务的两端，人们往往愿意享受文明，却不愿承担文明的成本。许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立法保护小动物，殊不知养犬人身上背负的义务条款数不胜数：上保险、打疫苗、戴口套，等等。不仅如此，如果狗闯祸或由于主人的疏忽使他人受到伤害，狗主人除了会面临高额罚款，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在现代社会，（　　）

文明是管出来的，还因为管理缺失导致的“公地悲剧”“破窗效应”，现实中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一街之隔，常有静谧与脏乱差的 ，这是持续治理与“放弃治疗”的区别。正因为醉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中国 ；正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持续发力，欠债不还的老赖开始减少；正因为有严密的监管体系，人们对网购的信任指数越来越高。

“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

渭上秋夕闲望①

潘阆

秋夕满秦川,登临渭水边。

残阳初过雨,何树不鸣蝉。

极浦涵明月,孤帆没远烟。

渔人空老尽,谁似太公②贤?

王崇古，字学甫，蒲州人。由郎中历知安庆、汝宁二府。迁常镇兵备副使击倭夏港追歼之靖江从巡抚曹邦辅战浒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进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崇古喜谭兵，具知诸边厄塞，身历行阵，修战守，纳降附，数出兵捣巢。寇屡残他镇，宁夏独完。隆庆初，加右副都御史。吉囊子吉能据河套为西陲诸鄙长，南扰河、湟番族，环四镇皆寇。其冬，进崇古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赵岢、雷龙等。数有功。吉能犯边，龙等出花马池、长城关与战，大败之。吉囊弟俺答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东入蓟、昌，西掠忻、代。四年正月，诏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古禁边卒阑出，而纵其素通寇者深入为间。又檄劳番、汉陷寇军民，率众降及自拔者，悉存抚之。归者接踵。其冬，把汉那吉来降。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俺答方掠西番，闻变急归，索把汉甚急，使使调之。崇古令把汉绯袍金带见使者。俺答大喜，屏人语日：“我不为乱，乱由全等。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不幸死，我孙当袭封，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遂遣使，并请互市。崇古以闻，帝悉报可。俺答遂缚全等十余人以献，崇古亦遣使送把汉归。崇古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诸部罗拜，无敢哗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诏进太子太保。十五年，三封告成。又二年卒。赠太保，谥襄毅。

（节选自《明史·王崇古传》，有删改）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8部电影集体上映，当日票房超14亿元，创国内单日票房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春节的“必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上映5天，成为领跑春节档的票房“黑马”。而充满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紧随其后。

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地的一项新年俗，很多影城春节期间日均上座率增长十分明显。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有超过1.1亿人次到电影院观影，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亿元。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丰富，品质、口碑都不错，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化观影需求。

（摘编自于佳欣《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透视过年方式之变》，2019年2月11日新华网）

《流浪地球》票房已超30亿，收获了票房，也收获了口碑，展现了中国人全球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中国电影开始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认为：“中国电影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正在崛起，但未来题材一直未有突破。《流浪地球》横空出世，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观影需求。”与好莱坞不同的是，中国科幻是把整个人类当作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科幻最有魅力的部分。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流浪’，这样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科幻大片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该片充满着中国独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义，既有家园情结，又透视出家国情怀。

《流浪地球》的热映，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在观众的如潮好评中，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正在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摘编自牛梦笛《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2019年2月17日《光明日报》）

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月10日18时，春节档内地电影票房累计超过55亿元，排名前三的影片票房均破10亿元：《流浪地球》票房19.24亿元，《疯狂的外星人》票房14.10亿元，《飞驰人生》票房10.13亿元。

实际上，票房创造历史新高并不让人意外，其背后是我国迅速增长的文化市场。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6万家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占我国2018年GDP的十分之一，可见我国文化产业体量庞大；同时从8.2%的增速来看，也高于GDP6.7%的增速，其中文化服务业34454亿元，增长15.4%。

距离普通民众最近的文化产业消费，就是电影市场。电影是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市场的火爆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从中捕捉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消费信号，即我国居民已经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文化产业的消费，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逆转的消费新趋势。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代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存在问题。虽然我国当前文化产业规模扩张迅速，但我们依旧缺乏一些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IP。当然了，推动文化领域全产业链发展，有关部门也需要发挥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文化企业发展的种种束缚，释放出文化企业的真正生产力。我国一些文化事业单位集聚了很多的人才等资源，有着非常强的实力与基础，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压舱石”，激活这些资源必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上台阶，其中不少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或将成为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龙头。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正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不断扩张文化产业规模的同时，还应深度挖掘IP价值，建立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外媒评《流浪地球》称，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好莱坞式“太空竞赛”，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培育出更多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文化IP。

（摘编自盘和林《春节档电影票房超55亿，我们还缺点啥》，2019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客户端）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自汉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在“道”这一概念中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 “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绣朵花当补丁

张金凤

“补丁”是个旧词，已经逐渐遥远，也许有一天会从我们的词典中走失。我有幸学会粗糙的针线活，得益于母亲教给我的打补丁的人生真谛。

我有一个精巧的针线笸箩，是母亲作为陪嫁郑重送给我的。针线笸箩是母亲亲手糊制，她把旧报纸捣成糊糊，搅拌些防虫的药材和糯米汁，然后依着模子糊成。纸糊的针线笸箩像个圆形的小箱笼，顶上还带着盖子，内里朴实的笸箩外层用彩色蜡花纸装饰，就显得绚丽美观，这就像母亲的生活哲理，内里是朴素的，却经常想办法给生活添点花色。

针线笸箩里有母亲精心准备的嫁妆：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捆花花绿绿的彩线，大小不同的银针、顶针、针锥，小巧的粉布袋，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崭新布片儿。给我展示这特殊的嫁妆，母亲说，现在虽然很少动手做衣裳，但居家过日子，还是需要一个针线笸箩，扣子掉了需要钉，裤脚儿开了需要缝，以后的日子里，你用得着这个。

陪嫁针线笸箩是我家乡的风俗，在那个一切都要动手做的年代，针线笸箩就代表了女红，裁裁剪剪，缝缝补补，针线活儿是女人们的舞台和生活主色调。可是商品时代，改个裤脚儿都有专门作坊，一个针线笸箩似乎只是顺应母亲传承风俗的心意而已。

结婚之后，我把针线笸箩作为一件古董收藏，不久，我又诚心实意地把它从衣柜深处请出来。先生的衣服纽扣松了，怕不小心把纽扣掉落在外边，难以配上同样的，只能急忙找出针线笸箩，防患于未然，将那松动的和未松动的扣子，逐一牢牢固定；又过了不久，我有件衬衣的纽扣“不辞而别”，幸亏我及时发现遗落在地上的它，于是也赶紧拿针线“规劝”一番……此后的日子里，我就端着针线笸箩开始一个家庭妇女缝缝补补的生活。生活中难免在柴米油盐和烟熏火燎中生出磕磕绊绊，有一个个隐约的窟窿。但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们需要以无比虔诚的心穿针引线，用细密的情感和针脚，缝补它的裂痕和伤口。

我结婚已经二十多年，母亲也已离世十余年，但是她送我的针线笸箩一直陪伴着我，我越来越珍惜它。因为小小的针线笸箩里面蕴含着多少生活真谛和母亲的祝福。

那一小布袋大小不同的扣子是生活的备胎，有些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你必须另外挑选哪怕逊色一点的及时补上去，就算花色不相同，也弥补了残缺。人生哪有那么完美，残缺了，生活就风侵雨蚀，一颗纽扣及时地守住你的内心，安抚你的困窘。那些小小的布片儿，就是生活的补丁，用剪刀来挑选、裁剪，用它们来填补生活的漏洞。缝补，自然不是原装，不会完全符合原初的梦想，但缝补就是不放弃，就是让抛锚的车继续旅程。生活是粗粝的，随着岁月的打磨，伤痕会很多，我们需要这种缝缝补补的精神。

那顶针是一个小的圆环铁箍，银白色的戴在手上，像戒指一样好看，乡下的妇人和老婆婆，经常手戴着顶针，那是实用，也是美，更是生活的智慧。顶针的表面有许多小小的凹孔，来迎接针的尾部，一根细小水滑的银针，需要扎透厚厚的衣裳和布壳子。那些坚硬的生活块垒，一根滑溜溜的细针难以顺利穿透，顶针恰恰给它一种依靠和力量。生活中有些坚硬尖锐的关口，是很难顺利通过的，所以需要内心打磨一个顶针，对着那些磐石一样的坚硬处，迅速地推进你的针，到达你的目的地。针锥有粗大的针尖，还有倒钩，手握的部分是一块沉甸甸的铁柄，这是更坚硬的精神支撑，在遇到巨大障碍的时候，用它先去打头阵，将一切阻碍洞穿后让我们的针——生活的理想——从容通过。粉布袋是一个沉默的荷包，内有一包粉末和一根来回拉伸的线，缝被子、棉衣的时候，需要针线长途跋涉，一根粉线引导着针线走得不偏不倚，走出一条漂亮的直线。

一个小小的针线笸箩里，承载着宏大的人生和无边的智慧。使用针线笸箩的过程中，我慢慢明白，母亲的一生为什么过得从容而不乏辉煌，她就是用一种缝补的精神去裁剪人生，那些苦难、繁琐、裂痕，一地鸡毛的琐碎和冗杂，都被母亲果断地剪下丢弃，用一块新的心气儿去打补丁，将生活的粗粝和残损遮盖过去。

粉布袋、剪刀、顶针、五彩的线，绣朵花儿当补丁，这就是母亲的人生。

（2018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12版，略有删改）

婴儿出生时候，小手总是攥得紧紧地，似乎要抓点什么；老人去世的时候，双手就自然放开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撒手人寰”吧。这一“抓”一“放”之间，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