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由于苏格拉底之攻击，哲学史家颇轻忽辩者(智者)的地位。但事实上，辩者对希腊人文主义之发展甚具功绩。普罗塔戈拉以人为万物之权衡，近人论西方人文主义者犹多奉之为不祧之祖……大体言之。辩者思想乃是对于前此重自然之哲学的一种反动。……“人为万物之权衡”一语虽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也有其流弊。因为此所谓“人”乃指个别的人而言。个人与个人既不能尽同。而宇宙之本物又万殊，这样一来就非演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局面不可。

——摘编自余英时《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

材料二：建筑是一件合作的事业，故不甚能代表个性，但对于民族性及时间性，他却最能表示出来的。上古之时，希腊与罗马的人生观，是偏于现世的，他们的眼光，是侧重地面的，故他们的建筑，方基巨柱，使观者的目光，左右行而不上下行……到了中古之时，人民以宗教为人生的依据……它们(中古的建筑)都不啻告诫观者说：“你们且忘了地下，望着天上，使你们的灵魂，随着那颤巍巍尖塔。去与上帝接近接近罢!”到了文艺复兴之时……人民的希望及目的，又渐渐的由天上移向地上，由世外移归世内，于是宽基厚柱，圈拱低窗的建筑，又成为近世人生观的表征了。

——陈衡哲《西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