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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深处有“菩萨”

    在海拔5200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上，除了两座代表现代文明的公共厕所外，再没有什么永久性建筑了。人们只能在一间间帐篷里找到茶馆、旅店、邮政所，甚至是一家藏在黄色帆布帐篷里的医院。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高的医院，没有之一。2002年，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的医生卢安娜·弗瑞尔在此创办了喜马拉雅搜救协会附属诊所。此前，海拔4450米一个小村落里的坡努奇诊所是最高的，那里需要徒步5天才能到达。事实证明，走得太远太快的游客往往会在这个海拔高度出现高原病症状。

    珠峰急救室转移了相当一部分坡努奇诊所的病人。9年来，弗瑞尔和她的同事们已经救治过3000多名病人，其中包括30多名重病号。有人称他们是真正的“活菩萨”。

    大部分病人是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他们是喜马拉雅山的原住民。据称，这群长年生活在海拔4700米左右的人，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远高于常人。据说，曾经有背着氧气筒的登山队员气喘吁吁地向上攀登，却看到一个夏尔巴男孩从山上急匆匆地跑下来。这个光着脚的男孩气急败坏地告诉登山队员，“我家的牛今天早上跑没了，上了山顶也没找着。”有西方记者甚至夸张地声称：“他们长着专门用于登山的第三片肺叶”。

    在珠峰探险队中，他们的角色可能是向导、助手或搬运工。在队员登顶前，这群登山界的奇才必须先被雇来“修路”：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他们随身携带路绳爬到高处，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架设全长达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绳，起到导路、辅助攀爬和一定程度上保障队员安全的作用。

    不过，即便是夏尔巴人也不能总是幸免于严酷的高山环境。一些牧民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上放牧牦牛，结果出现了带有剧烈头痛和呕吐感的急性高山症。居民们散居于高山各处，距离诊所太远。弗瑞尔就通过无线电话进行指导。她曾经借此指导村医对一名孕妇实施椎管内麻醉，并帮助一个婴儿健康地诞生。

    登山队员也是珠峰急救室的常客。4年前的5月，来自尼泊尔的尤莎参加了一个条件简陋、只拥有一些最基本登山设施的廉价探险队，结果，她在距峰顶仅有550米处突发严重高空病，陷入半昏迷状态，倒在一个陡峭的、不稳定的雪坡上，氧气也快被用光了，她的大半生命已经越过了死亡的边界线。

    也就在那时，两名已经登顶的队员正在下山途中，在这个“死区”撞见了陌生的尤莎。

    他们将尤莎裹在一个睡袋中，绑到一架雪橇上，沿着珠峰陡峭的南坡，花了整整8个小时，才将尤莎一步步抬下险峻的山壁。12个小时后，抵达位于大本营的小诊所。

    尤莎获救了，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她这样幸运。就在她获救的1年前，英国登山者夏普也被困珠峰附近，数十人曾从他身边经过，登顶后返回，但没有人施以援手。最终，夏普因缺氧身亡。

    弗瑞尔和她的同事们的重要工作，也包括处理那些遇难者的尸体，他们被封存在冰碛中，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后来者发现。

    当然，这只是最最糟糕的情况。大部分时候，弗瑞尔的病人们总是捂着“快要被咳断的肋骨”，或是敲打着疼得“像是被刀劈成两半”的脑袋前来就诊。在这座孤寂、冰冷的冰山里，弗瑞尔甚至也会帮忙看看焦虑、烦躁的登山客的心理疾病。

    不过，在这个特殊的急救室里，各种各样的麻烦都会找上门来。有时，病人正在接受救治，但发电机却出了故障，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高压氧舱的踏板断裂，正输着液的静脉输液管瞬间冻结，注射药物也成了冰块。

    对这名53岁的女医生来说，这里最重要的器材可不是氧气袋或止血钳，而是可以粘住各种各样被冻裂了的医疗器材的防水胶带。几乎没有一天，弗瑞尔面对的是相同的状况，见机行事成为了她的准则，“毕竟，没有哪本教科书说过，当你身处海拔5200米，遇到意外时，到底该怎么做”。

（选自2011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