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代文学数千年的历史不仅产生了经典,而且产生了多种丰富的经典类型。各经典类型之间并不都处于平行并列的层次,互有交叉。作为研究者,重要的是努力还原这种类型形态上的固有丰富性。

    “六艺”本身虽然主要并不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但在正统的文学观念看来,所有的文学作品却都要在“道文合一”的意义上回溯于它并以它为评价的标准。因此,从文学经典的类型这个角度看,“六艺”具有确定无疑的“大经典”地位,其他与之相比只能是“小经典”。就文学经典来说,以秦汉文和《过秦论》为例,秦汉文是大经典,《过秦论》则是秦汉文中的小经典。

    不同的时代审美风尚不同,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有差异,所以每一个朝代人们心目中的经典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调整。先秦人虽然未必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明确的文学经典,但对《诗经》等典籍显然极为熟悉,成为教育和训练外交辞令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等等,如果在外交场合运用得当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汉代人的文学经典是诗骚赋,司马相如的赋尤被推崇。六朝人的文学经典除诗赋外,更开始了一个骈体文的繁盛时代。到了宋代,随着承续韩柳的欧苏王曾等的古文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古文经典的地位也逐渐得到确认和凸显。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围绕着科举考试科目也产生了策论、经义等供举子临摹、学习的经典范文。有的经典能够远远超出断代的范围,经得起更长时间段的检验,如徐庾的某些骈体文、韩柳欧苏的古文,一直到今天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反之,也有不少经典及身而亡,如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原先八股文的经典很快被人遗忘。时代经典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文体经典。

    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重点之一,每一代都产生了各自有代表性的文体经典,秦汉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各类文体自身的序列里,长期的实践也确立了经典文体的地位。

    “公开的经典”是指由统治者所确认的正宗经典;“公认的经典”是虽然未被统治者所确认,但却是人们所公认的经典。一直到清代,正统的文学批评承认的经典从文体上看是正宗的诗文,而小说、词、戏曲及相关的通俗文学都难以列入。比较典型的《四库全书》,白话长篇小说与戏曲都不收入,词虽收入,但显得非常勉强。但是,许多上流社会文人与一般民间文人仍然是把它们作为经典的。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古代文学经典成为沉淀在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甚至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传统的无意识。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类型》,有删改)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6-08-16 0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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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5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体、体、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