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剑》中“刻”的意思是____，“求”是____，“刻舟求剑”的意思是____，讽刺了____。

根据电阻定律，电阻率ρ=R·S/ l 。对于温度一定的某种金属导线来说，它的电阻率(     )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的题目。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Intellectual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还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自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对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它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他就因此受了教会许多的阻碍。后来布鲁诺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教会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判火刑而死。伽利略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爱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他们虽由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的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
                                                                                                                                                                            (选自罗家伦《历史的先见》，学林出版社，有删改)

以下是一则新闻报道：“今天零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5元和200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提高0.15元和0.17元．”据此估测0号柴油的密度约为（不考虑0号柴油在生产运输过程中密度的变化）（　　）

教育·生活·社会变迁

材料一 在宗教改革期间，天主教会备受攻击的弊端之一，就是听任愚昧无知的教师充斥教会，误导信徒。新教人士认为，神职人员都应当接受一定程度的正规教育，每个教区都要有至少一名“有教养”的神甫。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各国政府机构及其职能不断增强，这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增多的商业团体和日益扩大的贸易活动，需要大量见识广、头脑灵活又能学会算的经营人才。频繁发生的各种法律纠纷，使公证人和律师分需求量与日俱增。所有这些社会需求，都要在教育获得极大发展的前提之下才能满足。于是在16、17 世纪，西欧进入教育发展的高潮时期。

——摘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二 民国一成立，在废弃清朝的等级服制的同时，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制定新的礼服标准。大多数人倾向于以西服作为民国男女礼服的定式。这引起有关人士和丝绸行业的忧虑与不满。有人指出：“我国衣服向用丝绸，倘易改西服，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则中国不及外国呢革，势必购进外货，利源外溢，国用愈困矣”，并将导致“农失其利，商耗其本，工休其业”，认为“不如暂仍旧制”。这种观点立刻遭到无情抨击。

随后，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同胞欲国之富也，则宜用国货。用国货则改易西服宜尽以国货为之，不必用西人之呢羽。”“装可改，服可易，外国货不可用，国货不可废也。”不久，又有人提出传统的长袍马褂与西装同为礼服并行不悖的建议，立即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意见基本统一：“（礼服）议定为中西两式。自大总统以致平民其式样一律。于彼于此听人自择”。1912 年10 月，民国政府正式颁布男女礼服规定。

——摘编自王东霞编著《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