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如图所示,在小正方体六个面上分别写着数字1、2、3、4、5、6,且“1”的对面是“4”,“2”的对面是“5”,“3”的对面是“6”.按箭头方向在方格上沿小正方体的某条棱翻动小正方体,当它从图中所在位置翻到A格时,看到的样子是 .照此继续将小正方体翻到B格时,朝上的面上的数字是____,再继续按箭头方向将小正方体翻到E格时,朝上的面上的数字是____

A.6   B.5   C.4   D.1   E.2   F.3.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04-18 09: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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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文后各题。

魏晋新风

李泽厚

    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连在一起的,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与儒家教义显然不相容,是对抗着的。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但“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终于被杀头,可见思想对立和争斗之改变。从哲学到文艺,从观念到风习,看来是如此狂诞不经的新东西,毕竟战胜和取代了一本正经却更加虚伪的旧事物。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当然,这里讲的“人”仍是有具体社会性的,他们即门阀士族。由对人生的感喟咏叹到对人物的讲究品评,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后者在将这一着眼点转向人的内在精神的社会氛围和心理状况上,有直接的关系。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

    这当然反映在哲学——美学领域内。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位论,成了哲学的首要课题。只有具备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才可发为丰富多样的现实性。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是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的,有了后者才可能有前者。而这陆探微便正是“穷理尽性,事绝言象”的。反过来,也可说是,要求树立一种表现为静(性、本体)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格理想,其中蕴涵着动(情、现象、功能)的多样现实性。“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是当时确立而影响久远的中国艺术美学原则。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 的具体审美表现。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姚大力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复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被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战败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降军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往,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