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一位巴格达商人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突然，有个神（秘 密）的声音传来：“弯下腰，请多捡些小石子，明天会有用的！”商人决定执行这一指令，便弯腰捡起几（棵 颗）石子。到了第二天，当商人从袋中掏出“石子”看时，才发现那所谓的“石子”原来是一块块亮晶晶的宝石！自然，也正是这些宝石，使他立（既 即）变得后悔不迭：天！昨晚怎么就没有多捡些呢？

    这是科学家巴甫洛夫讲的一个故事。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他在讲完故事后说：“教育就是这么回事——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发现以前学的科学知识是珍贵的宝石，但同时，我们也会觉得可惜，因为我们学的毕竟太少了！”

    不是吗？教育送给别人的明明是瑰丽的“宝石”，可总有人因为弯腰太累视而不见，结果白白地错过了许多机会。

    还有个故事更意味深（常 长），是歌德在他的叙事歌谣里讲的。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彼得远行，途中发现一块破烂的马蹄铁，耶稣就让彼得把它捡起来。不料彼得懒得弯腰假装没听见，耶稣没说什么就自己弯腰捡起马蹄铁，用它从铁匠那儿换来三文钱，用这钱买了十八颗樱桃。出了城，二人继续前进，经过的全是茫茫的荒野。耶稣猜到彼得渴得够呛，就让藏于袖中的樱桃悄悄地掉出一颗，彼得一见，赶紧捡起来吃。耶稣边走边丢，彼得也就狼狈地弯了十八次腰。于是琊稣笑着对他说：“要是你刚才弯一次腰，就不会在后来没完没了地弯腰。小事不干，将来就会在更小的事情上操劳。”

    不去弯腰或疏于弯腰，是糊涂；而耻于弯腰者，肯定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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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 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