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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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本本

舒婷

    床垫晒过了,被单和窗帘等织物浆洗过了,冬菇和黄花菜因吸饱了阳光,黄灿灿地都密封贮存起来。一切都准备好,就等梅雨季节来临。

    可是,每天每天,太阳若无其事准时上班,阳光已慷慨得近似奢侈。道路依然干燥。人们开始频频眺望天空。在乡下,农民们忧郁地在田埂上走来走去,抽水机也搬出来了。报纸开始排出抗旱消息。

    望雨的心情犹如守候一位爱唠叨的老朋友。来得密了真觉得烦,在该来不来的时候,无论手上忙着什么,心总是慌慌地倾听着门外。

    于是忆起小时候背着书包在水洼边流连而屡屡迟到的事。尤其夏日骤雨初歇,无论马路上有多少灰尘和落叶,积水依然澄清,映出明净的天空,冉冉的云和摇动的树枝。童话里说有个孩子,失足掉进水洼,竟漫游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至今我还信,只是这扇门需用幻想的眼睛来叩开。

    覆着绿苔的清泉,在怪石间迂回跳跃的小溪,卵石铺底的河流,都能使人喜悦。人在经过水的沐浴之后,重新变得柔韧、挺拔、新鲜。我曾经问我的老师蔡其矫:“何以有水源的地方都会唤起一种感动?”

    “因为,”他偏着头,仿佛听着心中的流水之声。“生命起源于水。”

    他接着问:“除了水,你最喜欢什么?”

    “植物。”我不假思索地口答。

    家中长辈们常说,我的手刚能离开母亲的衣角独立行走时,立即攥住了一支“草籽花”。我时常无限惊异于植物自己的语言和表情。经过训练的手可以创造闻名的插花艺术,但大自然花的部落却有自己的组合方式,而且更加和谐、优美,具有竞争的蓬勃生机。

    四岁的儿子对我说,“妈妈,葡萄还绿的时候摘它,它很痛,要是红了,它很高兴让我们采。”

    我惊讶地间:“你怎么知道的呀?”

    “因为我使劲拽,绿葡萄紧紧抓住枝条,熟了的时候,我们要忘了采,它就难过地一颗一颗落在地上。”

    我弯腰摸摸孩子的脸,像母树以枝条拂过它的腋芽。

    我和儿子有共同的经验。我的校园每年两次剪枝,我经过那些狼藉一地的权枝时,仿佛处在大屠杀之中。那四周无声的尖叫使我逃也似的飞跑,直跑到浑身发抖为止。

    是广州的植物园,使我好像接近了生命秘密的边缘。

    那是极普通的深秋初冬一个日子,云层很薄,阳光也不来装饰。水很静,完完全全。可能还很浅,但深绿色的浮游生物使水湾深邃幽远。水杉的华丽的树冠直垂到水面,看去像庞大的动物在饮水。庄严的水,安静的树,凤蹑足远去。我脚下的草地似乎渗出水来,凉凉的水意从我的脚跟导向全身。那一刻我迷迷惘惘地听到有无声的语言呼唤我,我全身都在主动回答。那树木始终严肃地凝视着,要提醒我一个雪亮的,然而却隔着层层云雾的秘密。

    也许,我曾经是它们的同类?

    我终究不能判断那些水杉和我交换的眼色该怎么翻译。但我发觉我盼雨的心情是一棵植物的爱恋和希望。

    可是,人类和水的关系不也是自然一个无可违抗的法则吗?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6-07-18 04: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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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姚大力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复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被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战败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降军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往,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