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们一样爱他们》，回答相关问题
      天堂村小学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偶尔才有慈善家跑来捐款。每次，全校师生都会倾巢而出：学生站在山岭上，手舞鲜花一路欢迎；而校长方子儒会亲自带队，用一个树藤扎成的土轿子抬客人上山。
      这天，天堂村小学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这个年轻人不声不响，独自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由于道路崎岖，他沿途还摔伤了膝盖。当他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方子儒面前时，完全没有了城里人的光鲜形象。
    “对不起！”年轻人显得有点尴尬，“我......想资助你们10名特困生。”
      方子儒特别高兴。这里是全县出了名的贫困乡，这送上门的好事，正求之不得呢！可是，他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方子儒殷勤地招呼道：“要不，您先去洗漱一下？我让学生们列队欢迎？”
      年轻人慌乱地摆摆手：“千万不要......我不想耽搁，捐了款就走！”
      方子儒点了点头。
      15分钟后，方子儒恭敬地送上一份资助名单。
      年轻人看也没看，说：“校长，我想您误会了！”
      方子儒愣了愣，以为他突然变卦了，着急地说：“可是，这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学生。他们品学兼优，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校长，我能亲自挑选资助对象吗？”
    “当然！”方子儒长舒了一口气，“这是您的权利！但......他们绝对是最好的学生！倘若您不信，可以翻看他们往年的成绩单！”
      年轻人笑了：“我当然相信，但请给我所有贫困生的名单！”
      方子儒虽然感到奇怪，但还是找来所有30名贫困生的名单。年轻人要了一张白纸，小心地撕成一条条小纸条。然后，年轻人开始在小纸条上写上每一位贫困生的名字，写完一张，就揉成团丢在一个盘子里。
      方子儒终于看出了端倪，疑惑地问道：“您.....是想抓阄决定资助的对象？”
      年轻人点了点头：“是的，我觉得那样才公平！”
      方子儒着急地说：“不行，那样你会不小心抽到坏孩子的。他们生性顽劣，整天爬树打架，几乎每门功课都不及格！”
      年轻人停下手中的笔，问：“那他们逃过学么？”
      方子儒想了想，说：“这......倒没有！他们只是功课不好，其他，没什么两样！”
      年轻人坚定地说：“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一个坏孩子，我们一样爱他们。谁又能知道，调皮捣蛋的孩子将来就一定不会有所作为呢？他们一样天真无邪，他们的心里一样编织着最美丽的梦想......”
      3分钟后，年轻人抽出了10个人的名字。果不其然，其中有4名学生原本不在方子儒的推荐之列。
      方子儒执意要举行一个公开的捐赠仪式，这是学校的惯例。年轻人却摇了摇头，说：“校长，能否替我向其他的20名学生道歉？”方子儒满脸惊愕，以为自己听错了。
      年轻人的眼睛有些湿润，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没有能力资助所有的贫困生。他们之所以没被选上，并不是因为不够好，只是运气差了一些！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弥补他们的遗憾！”
      年轻人没有告诉校长，在15年前的一个穷山沟，他也是这样幸运地得到一位老华侨的捐助。当时，他是村民眼中不折不扣的坏孩子。可是，老华侨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我严厉，从来没有一个坏孩子，我们一样爱他们！”

这棵树树干的横截面的直径大约是多少米？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徒，“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徒，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生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作者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