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二战后形成了美苏对抗的“冷战”局面。双方的敌对行动,包括(     )
①相互攻击对方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  ②外交对抗和封锁禁运  ③军备竞赛和组建军事集团   ④发动代理人战争

A:①④

B: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01-30 07:01:14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D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好像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著,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寻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 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 1942 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走遍各地,从北国到粵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 100 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 1911 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 1942 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则是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因此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波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淡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选自2013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