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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康熙统治后期一直准备立储之，但未对储君的人选表明态度。雍正继位后，吸取前朝建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切身经历了九龙夺嫡的痛苦，因此对皇位继承制度进行改革，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上谕：“今联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祥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联，联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或宜知之”。此外，“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雍正帝用此方法将皇位传给皇四子弘历，这是秘密建储制的第一次成功运用，相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秘密建储制“择贤而立”的思想是很大的进步，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思想、作为、素质等因素深深影响着国家的兴亡，历史上因“嫡长子继承制”继位的昏庸无能之辈导致国家衰亡的实例不少，加之乾隆帝在位时期的大作为，更显秘密建储制的优越性。此外，长子继承制意味看“公开立储”，这就很容易导致皇子与大臣结成党派，康熙时期形成的“太子党”“四爷党”“八爷党”等党派，不利于政局的稳定，而秘密建储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党派之间的斗争。乾隆四十三年谕旨：“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储，最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者”，从而将秘密建储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摘编自单精《略论清朝中秘密建储制度》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