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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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塔铭……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有各种经典文集、杂咏、题名、地图、谱系、楹联、符咒、药方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从书体上看,石刻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的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珍存着秦朝《李斯碑》、汉代《张迁碑》、晋代《孙夫人碑》,以及北齐《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古今石刻碑贴目》称“今考其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同出一手。”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89年《书法》第二期载王恩礼、赖非撰《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认为,此刻与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在字径、书体、风格极为一致,由此断定为东岭僧安道壹所书。以上诸说皆无定论,察其笔势风格疑为北齐人书。

    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敦煌汉简之于汉史。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

    石刻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头和文字、书法、刻工相结合,成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泰山石刻中,有粗犷急就的凿石,也有精雕细刻的龟碑;有岩石小节,也有万丈摩崖;有平民题迹,也有帝王御笔。小字如蝇,大字如斗,真草隶篆,代不绝书。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其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其幽奥旖旎之秀,自然之美融合于石刻艺术,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秦泰山石刻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立,由中国小篆的创始人——秦丞相李斯篆书,石刻约有222字,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然而这块无比珍贵的国宝,历经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现在仅剩下九个半字了。

(节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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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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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行钦,幽州人。庄宗与梁军战,军败而溃,梁兵数百追及,攒槊围之。行钦驰一骑,夺剑断其二矛,斩首一级,梁兵解去。庄宗持行钦泣曰:“富贵与卿共之!”由是宠绝诸将。

    赵在礼反,庄宗以为邺都行营招抚使,将二千人讨之。行钦以诏书招在礼。在礼登城谓行钦曰:“将士经年离去父母,不取敕旨奔归,追悔何及?若公善为之辞,尚能改过自新。”行钦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过必当赦宥。”在礼再拜,以诏书示诸军。皇甫晖从旁夺诏书坏之,军士大噪。

    行钦攻邺无功,庄宗欲自将以往,群臣皆谏止,乃遣明宗讨之。明宗军城西,行钦军城南。而明宗军变,与在礼合。行钦闻之,退屯卫州,以明宗反闻。庄宗遣李从璟驰诏明宗计事。从璟,明宗子也。行至卫州,而明宗已反,行钦乃系从璟,将杀之,从璟请还京师,乃许之。明宗引兵南,行钦率兵趋还京师。从庄宗幸汴州,行至荥泽,闻明宗已渡黎阳,庄宗复遣从璟通问于明宗,行钦以为不可,因击杀从璟。

    明宗入汴州,庄宗不得进。庄宗谓行钦曰:“卿等从我久,富贵急难无不同也。今兹危蹙,而默默无言,坐视成败。我至荥泽,欲单骑渡河,自求总管,卿等各陈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钦泣而对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抚养,位至将相。危难之时,不能报国,虽死无以塞责。”因与诸将百余人,皆解髻断发,置之于地,誓以死报,君臣相持恸哭。

    庄宗崩。行钦出奔,为野人所执。刺史石潭折其两足,载以槛车,送京师。明宗见之,骂曰:“我儿何负于尔!”行钦瞋目直视曰:“先皇帝何负于尔!”乃斩于洛阳市。

呜呼!死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义不苟生尔。方明宗之兵变,诸将未知去就,而行钦独以反闻,至于断发自誓,其诚节有足嘉矣。及庄宗崩,不能自决,而反逃死以求生,终于被执而见杀。其言虽不屈,而死非其志也,乌足贵哉!

(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