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右图表示生长素浓度对根生长发育的影响,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① a点是促进根生长的浓度;② b点是促进根生长的最佳浓度;
③ c点是抑制根生长的浓度;④ d点是抑制根生长的浓度

A:②④

B:②③

C:③④

D:①②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7-12-13 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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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类题3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

佚名

    ①语文学习的方法固然很多,但我以为最基本的也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背书。

    ②一切知识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语文学习更是如此。要达到一般的阅读、书写水平,你总得记住几千个汉字;要进一步使文字自然、流畅、华丽、优美,你就要记住许多精词妙句;如果再进一步使文章严谨、生动、清晰、新奇,你就得记住许多体式、结构。正像跳舞要掌握基本舞步一样,只有肚子里滚瓜烂熟地装上几十篇范文,才能循规为圆,依矩成方,进而方圆自如,为其所用。至于文章内容的深浅,风格的高下,那是其他方面的修养,又当别论。

    ③当然,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便于记忆,所以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时要尽量讲清字、词、文章的含义。但遗憾的是人脑的生理规律正好相反,年轻时长于记忆,稍长时长于理解,如果一切等理解之后再记便会“失之东隅”。因此有必要少时先背诵记忆一些优秀诗文,以后再慢慢加深理解。我国古代的幼儿语文教学多用此法,现在国外教育也是注意这点。苏联在小学低年级教材中就加进普希金的诗歌,让学生背诵。这种知识的积累方法,好比先贮存上许多干柴,以后一有火种,自然会着。前不久,我在娘子关看瀑布,那飞泉后的半壁山上长满青苔葛藤,密密麻麻,随风摆动。我观察良久,总难对眼前景物加以描绘。猛然想起柳宗元《小石潭记》里“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描写何其传神!当初对柳文只是记住了,理解得并不深,现在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印证,便立即融会贯通。这有点像老牛吃草,先吃后嚼,慢慢吸收。但是假如事先不吃进草去,它闲时卧在树下,就是把自己的胃囊全翻出来,也是不会反刍出新养分的。

    ④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文章之“炊”,就是字、词、句之“米”组成的。要使自己的语言准确、生动,便要有足够的后备词来供选择,这就要记要背。比如那鸟的动作吧,小时作文只需一个“飞”字,就全部解决。后来背的诗多了,脑子里记下许多:燕剪春风、鹰击长空、雁横烟渚、莺穿柳浪等,以后再遇到写鸟时,就很少以一“飞”字搪塞了。可现在也常遇到这种情况,那笔握在手里,却晃来晃去,半晌落不下去,好像笔干得流不出墨一样,其实是脑子里干得想不出恰当的词。这是就更恨当初记得少了。

    ⑤强调背和记,绝不是限制创造,文学是继承性很强的,只有记住了前人的东西,才可能进一步创新古代诗文中有许多名句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作。宋词人秦观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是从那个暴君隋炀帝杨广“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的诗中化来;王勃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则脱于庚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就是毛主席诗词中也有不少如“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取于古人的句子。试想王勃肚子里如果不装有前人的那么多佳词丽句,绝不可能即席挥就那篇《滕王阁序》。高明的文学家在熟读前人文章的基础上,不但能向前人借词、借句,还能借气、借势,翻出新意。文章相因,从司马迁到韩愈、柳宗元,再而苏轼、欧阳修,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创造,再学习,再创造。你看,人们现在不是多记住了秦、王等后人的名篇佳句,倒忘了杨、庚等前人的旧作吗?这正说明文学在继承中前进。我们应该多记多背最新最美的诗文,好去提高语文水平,到时也会压倒秦观、王勃。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北京

(选自《冯至诗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