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一批仁人志士提出“商战”，发展实业，以争取利权，挽救民族危亡，可称之为“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其发展与抵制洋货运动密切相关。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华商纱厂盈利迅速提高，并出现了建立新厂、增加设备的热潮，形成了中国棉织业发展史上的所谓“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华商烟厂、火柴厂等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统计，1919年在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达到104家，超过历年最好水平，1920年更达到142家。其中注册的工业公司在1919年为65家，资金44728300元，也是亘古未有。
材料二：1925年上海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由于运动期间禁止提取洋栈货，引起煤荒和粮价上涨，既严重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商业利润，又波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现心理恐慌，运动难以持续下去，于是，在资产阶级各团体的纷纷要求下，上海总商会同意提取英日货。同时，帝国主义为了反抵制，工部局停供华商电力达2个月之久，导致上海13家华商纱厂被迫停工，工人失业6万多人，损失326万元以上，严重危及上海民族纺织业的生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宗超《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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