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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越自我到贡献大美
张焱 刘亦凡
1961年，刚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毕业的叶廷芳留任助教，三年后，又随恩师冯至从北大调任社科院外文所。
在外文所，叶廷芳第一次从内部发行刊物上读到了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作品。
“我看了这些‘颓废派’作品，觉得它们并不颓废啊，里头甚至还有些很健康的东西。”对当时主流定性的怀疑，促使叶廷芳萌发了翻译、研究现代派作品的念头。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以后，爱好诗歌的叶廷芳曾一度将德国诗人海涅作为研究重点，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请时任外文所所长的冯至给予指点。
冯至浏览提纲后，向叶廷芳传达了一个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希望研究人员能研究一些新鲜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不要总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
火花在叶廷芳的头脑中瞬间点燃：“卡夫卡、迪伦马特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比较生疏吗？大家对他们的作品甚至还有误解。”他思忖再三，决定放弃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领域，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
1978年，叶廷芳在国内率先翻译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代表作之《物理学家》，很快被上海的《外国文艺》发表，并迅速被上海戏剧学院采用，交给表演系毕业班排练、演出，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应。叶廷芳花费两个月时间，洋洋洒洒挥就一万多字，将介绍与小说一起，发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学》第期上。
叶廷芳认为，卡夫卡艺术上的深刻不仅在于敏感地觉察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与哲学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怀揣着自身的负疚意识，写出了人性当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乏的。
叶廷芳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比如说《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本来是家里得力的生活来源提供者，后来他病了﹣﹣‘变形’是病的一种喻意表达﹣﹣不能再给家里提供生活来源了，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无孝子’，一个人病久了，对家里没有好处了，家人与他的关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变形记》里的情节时常让他感怀于年少时自己在家中的处境。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叶廷芳十岁那年的一次贪玩，断送了一条左臂。
致残后，父亲对叶廷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拿他来出气。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见父亲的表现，也慢慢改变了对待他的态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层，谁都可以随便来骂我、歧视我。”叶廷芳说。
像卡夫卡一样，叶廷芳越来越害怕父亲，畏父情结加上社会歧视，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孕育着他的某种叛逆情绪。
自卑心理转变的契机，是一次违抗父命擅自“逃家上学”的举动。
1949年初，小学毕业后，叶廷芳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考虑升中学的事，因为当时社会对残疾人还抱有普遍的歧视态度，公立中学不可能接收他。
解放后，考虑到自己以种田为生确有困难，叶廷芳决定去报名处一试。可是，老师看到叶廷芳的身体状况后连连摇头，拒绝他报名。叶廷芳在走廊里转了几个来回，心里不服气，就去问老师：“不是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这一问让对方愣住了，说：“让我们重新讨论一下。”讨论的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考。”
叶廷芳终于走入了梦寐以求的课堂。此后的十余年，虽有挫折，叶廷芳再没有放弃过对学业的追求，一路读到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
从初中起，叶廷芳就利用寒暑假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缺乏文娱生活的乡亲们建起了一个戏剧班子，叫“农村剧团”，利用当地流行的越剧曲调来填词，义务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改革开放以来，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外，他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并尝试通过传播来启悟民众。例如在圆明园复建的问题上，叶廷芳曾连发数文，主张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废墟之美”，强烈反对复建。他认为拼命花钱修旧如新、大拆大建，是对文物的破坏而非保护。
（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一直都在努力去做一切我能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会做可能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我还是要努力去做，因为这对于一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叶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