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阅读理解

    I climbed mountains with my friends last Sunday. It was very hot. When we climbed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we were very hungry and thirsty. We decided to have a rest. My friends bought some water and fruit. I brought some bread and milk. We were very happy. Finally, we were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ut my hat was flew away. I was sad

    It was a happy and sad day.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10-17 11:10:31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姚文然,字弱侯,江南桐城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三年,以安庆巡抚李犹龙荐,授国史院庶吉士。五年,改礼科给事中。六年,疏请“敕抚、按、道恩诏,清理刑狱,勿任有司稽玩。条赦之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许专疏上陈”。又请重定会试下第举人选用例,以广任使。又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诸疏皆下部议行。寻转工科。

    八年,世祖亲政,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是岁,江南、浙江被水,文然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既,又言:“折漕例新定,民未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徵耗银,或先已征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上并采纳。十年,疏言大臣得罪不当锁禁,得旨允行。迁兵科都给事中,乞归养。

    康熙五年,起补户科给事中。九年,考满内升,命以正四品顶带食俸任事。故事,给事中内升,还籍候补。留任自文然始。文然与魏象枢,皆以给事中敢言,负清望,号“姚魏”。十年,两江总督麻勒吉坐事逮,诣京师,仍用锁系例。文然复上疏论之,上谕:“自后命官赴质,概免锁系,著为令。”

    寻迁副都御史,再迁刑部侍郎。十二年,调兵部督捕侍郎。京口副都统张所养,劾将军柯永蓁徇私纵恣,令文然往按,永蓁坐罢。迁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习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上嘉纳之。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河南巡抚佟凤彩引疾,上已许之。文然言河南近陕西流言方甚凤彩得民心宜令力疾视事上为留凤彩。

    文然屡有论列,尤推本君身,请节慎起居。孝诚皇后崩,权攒巩华城,上数临视,文然密疏谏,且引唐太宗作台望昭陵,用魏徵谏毁台事相拟,上亦受之,不怫也。十五年,授刑部尚书。时方更定条例,文然曰:“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乃推明律意,钩稽揅讨,必剂於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尝疑狱有枉,争之不得,退,长跪自责。又以明季用刑惨酷,奏除廷杖及镇抚司诸非刑。十七年,卒,赐祭葬,谥端恪。

(选自《清史稿》)

同类题3

阅读下面文字,回答后面小题。

    ①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②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

    ④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