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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何兆武
①“五四”运动时，傅斯年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
②“五四”以后，傅斯年先生去德国留学，受到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以史料翔实、考订精赅为其特色。回国后，傅斯年先生在北大任教，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这条路线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不过，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非就是历史学止步于史料，而是主张历史学应该由史料出发，也就是说，没有材料就谈不到历史研究。这和他的老师和终生挚友胡适先生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一脉相通的。他一系列的主要名文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即由傅先生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以见傅先生学术路线与德国学派的渊源。
③傅先生是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人。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是有野心的一面，但也有其内心受迫而扭曲的一面。这就更深一层地触及到了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要更深一步。
④抗日战争后期，国内矛盾已日益突出，国民参政会遂组织了一个延安访问团，团员似是六位参政员，有傅斯年和黄炎培在内。在延安，***与访问团成员逐一谈过话，他与傅先生在“五四”时期当属旧识，大概也称道了傅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功绩，所以傅先生就自称：“我们当日不过是陈胜、吴广而已。”
⑤抗日战争结束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去重庆做官，校长由胡适继任。因胡适当时在美国，未能速返，在胡适回国以前，校长由傅先生代理。是年十二月一日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对内战举行集会，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打死四人，造成惨案，由此爆发了“一二一”运动。傅先生遂由重庆来昆明处理学潮。他慰问学生，见到了学生代表时说，你们就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子女我不能答应。一时曾博得不少同学们的认同。但是傅先生当时的基本立足点却是无法认同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所以，不久他也和其他几位老师一样和大多数同学的主流拉开了距离。
⑥抗战期间政府迁到重庆后，傅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曾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大炮”的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胡适回国任校长后，傅先生回南京史语所，当时战局动荡、经济崩溃，傅斯年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中尖锐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又一次请傅先生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⑦解放前夕，傅先生在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主要的班底仍是北大老人，如毛子水、姚从吾、刘崇、钱思亮各位先生，台大若干年来蔚为台湾的北大。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享年54岁。
（节选自《社会科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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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让傅斯年先生做国府委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