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之际，原本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理学趋于衰微，权威发生动摇。宋儒在解经传注时有鄙薄文字音韵的考证、以自己的体会所得为定解的学术倾向。明末清初的学者发现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援引和传注有很多疏漏、谬误之处，这引发了学者们对理学的怀疑。理学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强化，并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自觉贯彻，在国家权力和学术权威的双重作用下，理学的道德规范逐渐蜕变为僵化的道德教条，在道德实践中的理性成分逐渐减少。

——谢放《中外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二：李贽大胆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应“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提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反对“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唐甄认为：“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儒学与诸子学、释道地位相等，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功能。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一见解非常具有批判性。《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等著作，则直接援引原始儒家经典，或者根据自己对原始儒家经典的诠释，来审视理学弊端，驳斥理学观点。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批判达到高潮。

——谢放《中外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三：唐甄推崇三代之治“君明臣忠，上下和易”的理想摹本，强调君主应遵守道义原则，应爱民、养民、富民，自身俭朴，任用贤能，礼遇朝臣。他没有从制度上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力图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君主专制模式，最后滑向对圣明君主的期盼。任何先进的思想如果不能引出制度的力量，那它就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张磊《试析唐甄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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