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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说  吻合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无名书店

傅月庵

    旧书店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很懂书的，一种是不太懂书的；前者少，后者多。不太懂书的又有两种，一种是售价五折的，一种是售价五折之外的；前者多，后者少。无名书店属于后者。它没有店名，没有店招，只有一个白色亚克力带滚轮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低价书”三个大字，以及“平均约三点三折”的一行小字。每天下午两点之后，老板把它咕噜咕噜推到巷口摆着，路过罗斯福路台湾大学对面汤圆店、吉野家速食店旁的人，都可见到。

    无名书店是台北市少有独栋独户的旧书店，店门口有块空地，还有棵盎然蔽天的大榕树，夏天时绿荫满地，清风习习，理论上景致不差，可惜大树旁一个防火浴缸跟破馊水桶坏了风水，地上许多污渍，因此永远清除不掉，斑斑难数。但无论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公馆商圈，有此三四坪的空地，还是奇迹，可称福地。因为是福地，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黃昏后，警察纷出巡逻时，无路可躲的流动摊贩们，很有默契地都会涌入此港避风。下班时间顺路闲逛，十有七次，那位忠厚的少年老板很可能正拿着一个便当边吃边跟“难民”聊天。

    少年老板接掌此店不久，大约仅是两年前的事吧。更早的时候，是老板的父亲在经营：“门虽设而常关”，“书虽有而凌乱”，一叠又一叠的新旧中洋文书籍堆得满地都是，从来不整理。店内还有个小房间，更是连叠都不叠，大小书籍随意拋得齐腰高，每次看到总会心动忖思：底下应当有宝！但无论如何，也只敢窥望而不敢进去一游，原因是害怕如同电影中的雨林、沼泽、流沙阵一样，一个不小心，身陷其中，竟将慢慢灭顶……

    老老板其实不老，是个精壮汉子，皮肤黝黑，一口白牙，终年背心短裤，经寒耐暑，非常有性格。他卖书从来不啰嗦，随心情好坏，最贵也就是五折，更多时候，四折三折都敢卖，尤其“汉声精选绘本”，还有低得不像话的“泄愤价”，因为他最痛恨不能分售的儿童套书！有一回跟他闲聊起来，才晓得以往他是专卖进口画册，摄影、建筑、戏剧、旅游、美术……无所不包，在台北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输“棠雍”、“雅典”等大角色。谁知后来一场水灾，把存书淹去大半，心灰意冷之下，才卖起旧书来的，这也就是店内为何那么多精装画册的由来。

    无名书店地段虽好，老老板的性格经营方式，虽然有趣，却注定人气萧索：这世界上，甘心在霉味四溢、灰尘四起的仄屋里挥汗如雨翻披旧书拼凑上下册者，毕竟不多。这种“卖与识者”的“看天田”景象，一直到了两年前，才总算有了改变。

    少年老板原来是职业军人，据说干到连长退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偶然再到店里时，书是人非事事不同。精壮汉子换成白面书生，让人担心的“流沙房”，清出四面书架，整个店面虽然称不上整齐清洁、本本归定位，但也总算有模有样，空气流通，光线还不错了。第一次跟少年老板买书，是一本1943年上海开明版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老板，这本多少？”我心想这书只怕不便宜。“喔，这是古董书，按厚度跟大小卖的，50元，这样可以吗？”清晰的声音透着一丝腼腆，我则当场傻眼，这种估价方式，这种征询态度，逛了二十几年旧书店，难道我终于逛到“君子国”了吗？后来我才发现，新人新气象，如今书价一律三折，旧版书跟英文书架上则贴有“依厚度及大小计算”的纸条，果然虎父无犬子，照样有趣！

    少年老板的有趣，除了每一笔生意，他都会翻到版权页向顾客说明：“我们这里是按定价的三折计算，这本定价是多少多少，所以是卖多少多少。这样可以吗？”不管生熟，买一次，说一次，绝不偷懒。同时为了怕人找不到老板，他还在左胸口别了个识别证，上面写着“低价书”，所以不写“老板”，我相信，一定是害羞的缘故！

    老实说，无名书店的存书不多，归类得也不算好，糟糟乱乱的，我却很爱去逛，一来是两位老板都很有趣，无论碰到谁，聊上几句，顿觉人间存古意，值得活下去。二来因为书价实在太便宜，来逛的人随手都会带个一两本，许多书，根本还在骑楼里整理，就被卖光了。

    人生贵自适，买书未必为了书，读书也未必为了知。买书卖书，藏书散书，论到底，也不过就是浮生梦尘之一耳，新旧良窳无论，千卷买进终复去，或许，来去之间的“那一点意思”才是更值得挂念宝贵的吧！

（选自《买书琐记》，有删节）

美国的年降水量分布情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