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中国古代君王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分封制度……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它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摘编自《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荷兰政治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认为，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1625年，格劳秀斯发表《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逐步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结束国际争端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在欧洲确立了常驻代表机关制度。……造就了一个“具有固定领土、中央行政组织和合法使用垄断武力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18世纪，西方各国都建立起单独的外交机构。1708年，英国通过了《外交优惠法案》，提出了外交官执行公务时不得加以阻碍的条文。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摘编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形成》

材料三：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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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5题。

中国不亡，有我！  

齐邦媛

抗战爆发后，整整一年间，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南京来到重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送我去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上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发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又向华北伸出侵略的魔爪。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通过游行呼吁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重庆觅地建立南开中学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南开中学在抗战最困难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张校长幼年时跟随浪迹各地私塾教学的父亲读书。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奋发图强，为国雪耻。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一年后，他被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目睹了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本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八年，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誓为教育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克服种种困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回国后，他创设了南开大学。抗战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了南开。之后，南开与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自他从事教育到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中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为了庆贺他七十岁之成就，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另有表现的中国》一书，书名意指借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张校长高大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些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节选自《巨流河》，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