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选择正确的汉语意思:by car  (     )

A:乘小汽车

B:有小汽车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9-06-29 03:56:40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A

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避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阕。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阕下宣读给董贤等。

    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现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了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阕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阏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划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说  吻合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