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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个已经是一种小众艺术了，一本诗集、诗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当然，这并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但是，诗，的确阔过。从西周时代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是贵族君子必修课之一。诗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还能成为个人的精神支柱，“兴、观、群、怨”就是指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力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诗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学诗、用诗是一体的。
那时学诗要学到什么地步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孔子特别解释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了诗，对内要能够处理国家政事；对外要能够熟于辞令，这样读诗才有用。春秋时代在外界场合还保持着贵族的肃肃雍雍的礼仪风度，直接利益要求，往往不会赤裸裸直说，而是经常用诗曲折表达。这在《左传》、《国语》里常有记载。人们用诗体现了自身的教养与风度。
我们考察先秦文献，可以看到贵族君子，甚至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国人在对话中也常常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感到那时的人行事有规范，出言有文采。如《孟子》里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齐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杀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后，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人”两句引得多好，用此赞扬孟子对自己的理解，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经过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释，连颟顸的齐宣王都觉得深得我心。宋国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来也是长期受到诗歌教育的民众。宋郑交战，宋国败绩，主帅华元被俘，后来逃了回来，宋国筑城加强防备，华元到工地巡视。筑城的国人编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支使他的副驾回答国人：“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筑城人再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没词儿了，对他的手下说：他们人多嘴多，我们干不过他们，快走吧！ 华元尽管仗打败了，人还是很可爱的；宋国国人更可爱，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挖苦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正是诗“兴观群怨”职能的表现。
成为“六艺之首”“王化之基”的“诗三百”经过汉代经师阐释，特别有了《诗大序》、《小序》的《毛诗》，其政治作用更加强化了。“诗三百”基本是四言诗，其体例是风雅颂三体，这成为历代制礼作乐之时乐舞歌词的基本模式，从汉至清没有什么改变，读者有兴趣翻翻正史中的“乐志”，皇皇大典中歌诗基本上是模仿“雅”“颂”的。
（选自王学泰《诗，曾经是一种精神的价值》，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