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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已在桥的那边

沈潇潇

    不知从何时起,此岸江南已在彼岸,遥在桥的那边了。看完国内实力派水彩画家林绍灵的“桥那边”画展,我的思绪一连好几天都在“桥那边”打转转,一阵阵杨柳风、杏花雨从“桥那边”吹过来飘过去,搅动着我心底里的什么,似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况。我总觉得,在那些画里有一个精灵在舞蹈。这个精灵,我看不见,又隐约可辨;我说不出,却又在嘴边。它依稀是画里的一座桥、一湾水。它又不是那桥那水。它仿佛是与“桥那边”、“水那边”同在的一缕风、一抹色彩。它又不是那缕风,那抹色彩。它好像是来自“桥那边”的一声呼唤,让闻听者心头微微一悸……哦,乡愁,这就是“乡愁”!

    江南,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意象、文化精神。江南文化得益于相对丰饶的物质基础和历史上长期偏离政治中心,使得审美精神本身较少受到物质和伦理道德及政治的异化,得到了相对较为纯粹的发育。历代有多少文人墨客醉在江南,又为江南留下了多少诗性的写照!而在画家林绍灵的笔下,对这种江南文化的表现则是侧重于诗性细节的自在触摸:那河湖密布,舟桥相通,桑麻遍野,饭稻羹鱼,桃红柳绿,粉墙黛瓦,无不显示着“水做的江南”湿润、灵秀、诗性的一面。当我驻足在这一组“桥那边”的画前,心会变得像画里的风景一样湿润、灵秀和诗性,不经意间有一种庄子梦蝶的恍惚感,分不清此时此刻的我是在画里还是在画外,分不清此刻的自己是“桥那边”的一个温柔元素,还是桥这边在水泥钢筋丛林、滚滚红尘里劳形劳心的那个枯槁形象。江南水会软化、还原(至少是暂时)一颗被物质时代异化的心。这是乡愁——林绍灵安放在“桥那边”的那个翩跹起舞的精灵所施展的魔法。

    但不知我们有否还记得,现在的“桥那边”曾经是我们曾经身处的此岸,是桥的这边,是我们所来自的地方。那里有我们年迈的外婆和童年的阿娇,那里的土地里还渗透着我们的脐血。然而有一天,向往远方的我们终于走过桥去,曾经的此岸在我们的身后日渐日远,桥这边成了“桥那边”。再以后,“桥那边”慢慢地变老,犹如佳丽迟暮,又如树之落叶、花之凋零……那些曾经活色生香的事物,还有那些栽桑织布、采莲唱歌、临窗刺绣、晴耕雨读的人儿,也已杳然。在这个物质欲望膨胀的时代里,江南特有的超脱于实用理性的内在审美自由精神和优美诗性形象正在消亡之中。

    此岸正变得越来粗粝、混浊,曾经的诗性江南已在彼岸,成为桥那边的远景。更令人伤感的,是通向彼岸的桥正在我们面前迅速地垮塌,甚至已不复存在,我们已经无法抵达“桥那边”的江南。我们也越来越看不清楚“桥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奄奄一息的日暮乡关?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是遥想或回望?是忘却或祭奠?

    难道一定要到了失去了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美丽?“桥那边”之所以让人魂牵梦绕,就是因为它已与我们渐行渐远,就是因为它正在消失,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已经越来越不依靠实际时空,而越来越依靠人们心灵的记忆,依靠画家、作家、音乐家等各类艺术家们的艺术表现和学术专家的研究、阐述而呈现折射的存在,“桥那边”的江南风景和人文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性的构筑。画家林绍灵的“桥那边”,正是用他自己特殊的符号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再造了江南,也是我曾经的江南,在他营造的“桥那边”的精神文化镜像里,江南人文得以超越时空而存在,使我辈之人稍稍得到些许慰藉。然而,它毕竟已是“桥那边”的江南,是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江南,成了我们再也回去不了的地方。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人在“白发三千丈”时犹有烟波江相伴,我们呢?

(选自《散文选刊·下半月》,有删减)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01-12 07: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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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轶事

    1925年,陈寅格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格既没有显赭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听他的课。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曰,许地山逝世,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科院拟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曰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格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老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藉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逝世后,因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穿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制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