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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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也是一种毒品 (艾先立)
      (1)1880年3月31日,人类的灯光第一次照亮这个世界。从此,深邃美丽的夜空便渐行渐远。如今,我们的地球在太空中就像游乐园一样,光点密集,熠熠生辉,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夜空,人工光的亮度正以每年5—10的比率增长。
      (2)这眩目的明亮,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许多动物依靠星辰和月亮的微光辨别方向,而人工光的泛滥影响了它们的生物节律,对它们造成伤害。据统计,每年有近一亿只禽类撞在北美洲的有光建筑上。在饰有华灯的华盛顿纪念碑下,一个半小时内就能找到500多只鸟的尸骸。明亮的灯光也会干扰蚕蛾的迁徒,使大批蚕蛾无端被困在黑暗的孤岛上,坐以待毙。“人工白昼”还致使许多昆虫被强光源周围的高温烧死。致使美丽的蝴蝶变得越来越少了。
      (3)受影响的还有一种甲壳纲动物和轮虫,本来它们在夜间游到水面吃水藻,白天则在水下休息并躲避猎食者。街灯的强光折射到水面后,这些微小生物一直停留在水面下。后果是,蜉蝣生物被剥夺了营养,以此为生的鱼虾大量减少;幸存的水藻却快速疯长,破坏了其它水生物的生长环境,使水体受到污染。可见,人工光的泛滥会影响到食物链彼此依存的正常关系。
     (4)更糟糕的是,西雅图市佛莱德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发现,夜间工作的妇女比非夜间工作的妇女患乳腺癌的几率高出60%;上夜班的年头越多,夜班时间越长,接触的光线强度越高,患病的可能性就越大。患病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它的研究还表明,照在视网膜上的灯光,即使在睡眠期间,也会减少褪黑激素的生成,而褪黑激素能帮助调节昼夜节律,还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神经内分泌学家鲁塞尔·雷特说:“灯光是一种毒品。滥用灯光,就是在危害健康。”
     (5)研究光污染的科学家们一致认为,社会应该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光污染的程度。他们建议对固定照明设施进行遮盖,并将散射光的圆形灯换成不散射光的平底灯,让灯光照向需要照射的地方,而不是过路人的眼睛和居民的窗户。……阿尔瓦勒兹说:“装饰性灯光应该像高明画家的画笔,要画龙点睛地突出细节,而不应该像粉刷匠手里的刷子,均匀地细密地刷满整个建筑。”(选自《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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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市将通过灯光建设,构筑几大主题景观体系,以展示该市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繁华的恢弘气势。景观一,由中心城区1000余条纵横交错的路灯廊道构成的“霞光千道”夜景景观。景观二,由百余栋公共建筑“里光外透”和200栋15层以上高层建筑灯光构成“都市辉煌”夜景景观。景观三、由18片居住小居的甬路灯光、楼道灯光、标识灯光和绿化小品等装饰性灯光构成的“万家灯火”的夜景景观。(摘自新华网,文章有改动。)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3-08-28 1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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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